中書舍人按規定應輪流值夜班。唐玄宗時，著名的「邊塞派」詩人岑參就當過中書舍人。聽他吟詩，「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很有雄豪之氣，卻不料他總以「體虧有病」為辭，從來不去值夜班。他少值一次，別人就要多值一次，但礙於情面，「諸人雖咄咄有辭，而不能發」。

　　後來，同為中書舍人的崔祐甫忍不住了，跑去向中書令常袞反映，常袞說：「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祐甫聽罷大為光火，毫不客氣地說：「您如果知道他有病，就不該讓他任此職務。既然任此職務，就不可以稱病為由逃避值夜！」常袞無以應答，竟隨便找了個藉口，把崔祐甫外放河南。事後皇帝得知真相，不但追回任命，還拔擢崔祐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雖稱副職而主持工作），並把常袞貶到嶺外（《封氏聞見記》）。

　　平心而論，常袞的打擊報復固然不該，但他要求同事間相互體諒，聽起來還挺有人情味的。不過，值夜班的規定的確讓人吃不消，因此常會出現中書舍人嚴重缺員的狀況。如《唐會要》記，唐德宗貞元十八年（西元八○二年）八月間，整個中書省只有權德輿一個舍人，累得他日班夜班都要上，「數旬一歸家」。皇帝得知後，打招呼說：「非不知卿勞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難其人。」統計他任舍人八年，其間獨值夜班的時間，加起來有數年。像這種任勞任怨的幹部，大家服貼，最終被拔擢為相。權德輿並非科舉出身，但筆頭功夫實在了得，讓德宗感到無人可與相比，只好「能者多勞」了。

　　兩宋時又進一步，不少非工商性質的衙門都用公使錢作資本，自辦酒坊贏利，開啟了行政機關經營第三產業的先河。據蘇軾報導，官營酒坊為招徠生意，「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即博彩，一種賭博遊戲）買酒牌子」（《東坡七集•奏議》卷三），其創意相當於現在促銷產品時，有現場表演、小姐迎賓再加有獎贈品。依「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心態，凡有公費吃喝，先照顧機關自辦酒坊的生意，大約應在情理之中。

　　到了明代，公宴辦得更加有聲有色。《二續金陵瑣事》稱，明初政府曾在首都南京，先後投資興建十六座高級酒樓，供人承包，官民兩用，還設官妓勸酒，甚至等級最高的公費吃喝——皇帝大宴群臣的國宴，也擺到了酒樓裡，堪稱史無前例。此外，又有「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以至「樓窗懸繫牙牌，累累相比」（《野記》載《國朝典故》卷三十三）——各部門的例行早會散會後，大家就去此地會飲，樓窗上掛滿寫有姓名和官銜、職務的骨製名片（牙牌），興許還起「官署預定雅座、閒人不得打擾」的作用。

　　眼看公家埋單大方，連方外之人，亦不甘守著青燈黃卷捱苦日子了。專述明代開封風光的《如夢錄》記載說，大相國寺中，「亦有賣吃食等項，僧人專下過往官員……擺酒接妓，歌舞追歡」，直將清靜佛門變為歡宴場所（或許吃的是素齋），寺中僧眾也隨之成了吃特色、吃氣氛的餐廳服務生。其實照《東京夢華錄》的記載，這是宋代就有的老傳統，「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辦」，想必又是瞄準團體消費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