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做官的門路一開，官宦勳貴、公卿外戚們紛紛將子弟送進太學。為滿足需求，太學生一再招收，基本建設的規模也不斷擴大。漢平帝時，王莽為太學生建造了能容納萬人的校舍，這大概是當時世界上佔地最廣的「大學城」了。迄東漢末年，太學生登記在冊的人數，經常維持在三萬人左右（《後漢書•儒林傳序》）。

　　這樣的結果，致使師生「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後漢書•徐防傳》），「國家博士」、「國家院士」的榮譽，幾乎被一班敗類玷污殆盡，教學質量與學位文憑的同步貶值，可想而知。何況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的史料統計，東漢時全國編制內的官員總數為「七千五百六十七員」，三萬多個太學生都想當公務員，實有僧多粥少之憂。於是新的時尚趁時而起，許多人從太學畢業後，再去民辦大學（精舍、精廬）深造。主持這些民辦學校的人，都是董仲舒、韋賢、疏廣、王充、馬融、楊震等名揚四海的一流經學大師，論資歷，還是那些太學博士的老師。能夠成為他們的弟子並將此學歷寫進履歷，其意義不亞於現在的MBA。於是許多已是官員身分的人，紛紛跑去「在職進修」，並以列名大師門牆為榮。

　　創建大明帝國的朱元璋來自民間，對於這種「任你官清似水，怎敵吏猾如油」的積弊太熟悉了，所以他重開科舉時，特別關照要在各省鄉試中加入考試騎、射、書、算、律的內容，藉以提高科舉入仕者處理實務的能力。但執行一段時間後，便發現理論與實際依然脫節，「觀其文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弇山堂別集》卷八一），失望之餘，竟下詔停辦科舉。

　　其後，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開國君主，嘗試過各種選官辦法，但最後都證明取代不了科舉選才的總體優勢，結果科考又在停辦十年後恢復，並再做改革，即取消宋代馬上給登第者授官的慣例，除殿試名列前茅的少數人送往翰林院作為高級官員後備人才進修外，其餘全分到中央各部院「觀政」，就是到現場觀看國家機器如何運轉，期限是三個月。「觀政期滿（而）未能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萬曆野獲編》卷九），就是做見習人員。《明會典》卷五記：「凡進士選除，洪武年間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編修，其餘分送各衙門內辦事，內外以次兼除。」即根據編制缺額情況陸續授職。可見朱元璋想出來的這個公務員培訓法，已被沿襲成為一個制度。

　　官員領俸是否可以利用上班時間，抑或規定必須在休沐日？這一點，正史和政書似無明確記載，有待從子、集兩部發現。《朝野僉載》卷三記述這麼一則故事：太倉署將祿米送至監察御史李佘住家，由李佘母親過秤簽收。俟其要付給腳錢時，倉吏說：「御史例不還腳錢。」「李佘母清素貞潔」，堅持算清腳錢，並要他們把故意多給的三石米帶走，等兒子回家後，藉此痛責。

　　李佘返回單位上班後，提起此事，「諸御史皆有慚色」。這是太倉署討好風紀官的特殊事例，但也披露出俸祿可由家屬或僕役乃至其他人憑符代領的可能。如此一來，官員就不用為了趕在規定期限內領俸，而請假或蹺班了。

　　該故事同時也指出，太倉署亦可送俸到家，但要另外支付運費（腳錢）。舉例來說，白居易兼京兆戶曹時的收入，是「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俟其步步高升後，更達「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的地步。米以石計，錢是銅鑄，份量之重，體積之大，絕非現代公務員的一只薪資袋可比。假定自家不備畜力重車，所屬單位又不為代辦，每月領俸後，該怎麼把份量十足的「薪資」搬回家？於是產生了請太倉署送祿上門，或自雇腳力運祿的需求。而太倉署的役夫也有一定名額，若要滿足這類需求，就得在編制外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