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對於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在其自傳《剝洋蔥》(Beim Hauten der Zwiebel)中第一次披露的個人經歷,出現了一些責難的聲音。說是根據自傳和相關報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十七歲的葛拉斯所參加的部隊,並非此前對外界公佈的「防空砲火預備隊」,而是「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SS)……。還有一部分報導指出,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逃亡至法國前,也曾在捷克參加過戰爭。上一代人的、直接參與戰爭那一代人的、在因為戰爭而受到深深傷害的這個意義而言,對於這些與自己是同代人,而且還是朋友的作家,您是如何認為的呢? 這兩人都是我所敬愛的朋友,尤其是葛拉斯,我們已經交往多年。關於昆德拉,他生活於捷克的那個時代,當史達林主義下的男女學生們成為故事核心的《玩笑》(The Joke)這篇了不起的小說被翻譯過來時,我就開始注意上他。一年前,當我前往睽違已久的巴黎時,無意中見到了昆德拉,我們才剛開始說話,便感覺到時間的不足,在痛惜時光短促的感覺中進行交談。 即使是現在,我仍然經常想起蒼老的鈞特.葛拉斯、蒼老的米蘭.昆德拉那種生動的、在幽默和悲痛中沉思的表情。這是兩個背負著巨大時代創傷的偉大人物。在這個世界的不同場所,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在各自不同的場所,我們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期,在青年、中年、壯年和老年時從事著工作。我想像著,在如此生活的過程中,將自己內心經受過的傷痛,深深鐫刻於肉體之上的,不就是小說家嗎?這些作家飽含著多麼痛苦的經歷和感受呀? 米蘭.昆德拉在年輕時曾是健碩的美男子,這個大作家現在亦給人留下身體魁梧且健康的印象。儘管現在捷克的體制已經發生了變化,他仍然旅居巴黎不願返回故國。從他的這個姿態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到,他決心繼續維持逃亡的狀態,複雜而合理地生活於巨大傷痛之中。 另一方面,我有一種感覺,覺得曾於斯德哥爾摩邂逅相遇的鈞特和米蘭,在他們看待我的眼睛裡,我只是生長於日本的全體主義時代的孩子,成人之後開始與身有殘疾的孩子一同生活,並只能以此作為文學的主題,一直以這種方式生活至今的傢伙。我還感覺到,在他們眼裡所映照出來的我,也是一個負有傷痛並帶著那傷痛生活至今、將其深深鐫刻於肉體之上的人。 我所親近的其他作家,好比奈及利亞的渥雷.索因卡、哥倫比亞的賈西亞.馬奎斯,他們亦是如此。大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六十年間──在歐洲,是史達林主義及其崩潰;在中南美洲,是規模巨大的政變──伴有這一切的時代裡一直走了過來。我眺望著和我相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僚們,這些作家在寫著優秀小說的同時,他們至今一直在生活中,將內心的創傷公諸於世。
──大江先生在以相同的視點回視、凝視著生活於同時代的作家們,一直在與他們進行著對話。 我總是為之感到恐懼。好比眼前所看到的鈞特.葛拉斯,他會讓人覺得:倘若此人患上憂鬱症,那該多麼糟糕呀!他就是這樣一個人。至於昆德拉,他也是如此。我前去訪問時,昆德拉夫人正處於病中,倘若只有他一人留在那畫家工作室般寬敞的工作場所裡,這會讓他再也難以有所作為吧?即使我本人,倘若罹患老年性憂鬱症,要想從中重新站立起來,將要付出非常艱辛的努力,而且重新站立起來的我,恐怕也不能再進行工作了。我還認為,如此地經歷了遠較普通人更為奇怪的體驗、鑽牛角尖和誇張一般的思維及生活方式,但是所謂小說家,就是儘管如此,還在想方設法地生活至今,並將繼續生活下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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