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工作是使病患說出他們的故事，幫助病患瞭解自己所經驗的事物；我們的工作同時也是做為主動的傾聽者，將聽到的賦予輪廓，將他們的故事轉變成我們的故事。

　　一個高且瘦弱的女子，有著蒼白的肌膚、大大的藍眼睛和烏黑的頭髮。她在麻省醫院的精神病房很惹人注目。麻省醫院是個專門研究醫藥和外科手術的機構，我一九五六年夏天開始在那兒工作。記得我第一次進入病房就注意到她。她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踱步。她在走廊踱步，劃出一塊自己的地盤。她的精力和耐力讓每個人印象深刻：連大夫都要讓路給她。每次通往加鎖病房的門打開時，她總會停下來幾秒鐘，看著正要進出的病患，等門砰一聲關上，她又恢復原先的動作。有時候，看起來好像在悠閒地散步，但大多時候，她都像是遵照著某種莫測高深的指令在行軍似的。

　　頭兩天，我們住院醫師要開會還要參加開學演講；第三天醫院給我們一些名字，然後叫我們去找名字的主人；這些，就是在醫院裡被視為需要精神治療服務的人，也就是我們的病患；至於我們，當然就是他們的大夫了。我還記得那個時刻，當手中那張紙條變成現實—總共八個男女。這只是開始，我們會「接到更多」，當我們在急診室值班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這些都是你的啦。」我還記得看了那張粉紅色紙張上的名字之後，我就出發去找那些人了—那些我即將「治療」的人。

「徒步旅行健將」

　　那個黑髮女子是我在這條路上遭遇的第一個人。另一個住院醫師告訴我—警告我—我得到的是個「徒步旅行健將」。「你能讓她坐下來或是談話嗎？」他懷疑地問：「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一個人看到她坐在椅子上。她吃東西也站著，兩腳動來動去，她總是不斷的在動。」

　　我嚇壞了—不是因為她強迫性的活動，不是因為聽到門打開時攫住她的那種緊張，也不是因為她偷瞥過路人的眼神；而是因為我這才知道，做為醫師，我既無知又缺乏經驗。但是，我們也聽說，病患都很焦慮，很熱切又很擔憂地等待他們的新大夫。「最好馬上就開始，」他們還說：「免得原本就很麻煩的病患變得更麻煩。」所以我趕緊去找那位不停在病房走路的人。很快地，我一邊與她說話，一邊當她的跟屁蟲走個不停。我告訴她我是誰，還問她我們可不可以約個時間談話。她說好，眼光越過我，事實上是盯著那扇門；她還點明說我們當時就正在談話，而且很樂意繼續下去。我真的想與她談嗎？很難打從心眼裡說是，但我還是點點頭。事實上，我感受到，要為她多做些什麼是很困難的，甚至連贏得她基本的信任都很難。我也不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精神治療，完全地暴露在外，還上上下下地動來動去。一位護士告訴我：「她偶而會停下來看電視，那時候她也許會跟你談談。」

　　第一次會面後，我不怎麼樂觀。我們來來回回地走，對話簡短而且令人喪氣。我試著問她一些開放性的問題（你要不要告訴我你怎麼來到這兒的？），但她可不吃這一套。「我就是來啦！」我還記得我腦子裡接下來想什麼：又是什麼帶你來的，你這個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