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心裡看到她了嗎？」「有的。」我回答。「好。」他就這麼回應。

　　「我說了個故事給你聽。」醫師說。接著沒再說話了。我等待他詳細解釋，但沒等到。輪到我了。我是對一個說故事的人回應，而不是醫師、心理分析師或指導教授：「後來怎麼了？」在耳朵裡聽到自己說這幾個字的聲音，感到有些尷尬，我覺得好像該問些精明點的、屬於心理學的問題。但是魯德威格大夫說他很高興聽到我問這個問題。然後他告訴我「後來怎麼了」。

　　之後，房間裡充斥著另一種沈默，我在思索我聽到的，他在回憶他經驗的。終於，他講了一段簡潔的話，在日後的三十年裡，我時常在腦海裡聽到這段話：「這些人來見我們，也帶來他們的故事。他們希望能好好說出這些故事，我們才能瞭解關於他們生命的真相。他們希望我們知道如何正確地詮釋他們的故事。我們必須記得，我們聽的是他們的故事。」他就此打住，等待我說話。但我啞口無言。我從不曾把病患當說故事的人看待，也不曾讓這種念頭進駐腦海。他又開始說了，但更有力，更具教導性。他提醒我，精神分析師經常只是飛掠過病患，意圖要找出個病因，做出診斷，確定是什麼「事實」或「因素」在作祟，決定一個治療的流程。他並不是在批評這種例行的評估程序，也不是要提供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法；他只是要提醒我，我整天都在聽故事，而當我來接受他的指導時，我得帶故事來—說二手故事給他聽。

　　魯德威格大夫所說的只是常識，卻帶給我一些衝擊。為什麼？我腦子裡大多數的精力都耗在把經驗抽象概念化，我讀過一個接著又一個的學校，才習得這種抽象的能力；這種努力，必然地導致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這些技術是為了使一個人能夠從學院的下屬階級裡往上升。但如今，事情不同了，我習得新的抽象技巧，不只是用它在課堂裡吸引同學注意，也不只是用來與教授談話時讓他印象深刻，更不是讓自己早晨刷牙時，想像自己新的一天多有展望；而是用它來幫助自己瞭解另一個人類的痛苦和磨難。雖然我與另一個督導的會面帶有舊式學院派的作風，一個新手急切地想展示在某些概念上與日俱增的能力，諮商室裡還另有其人，這個人的生命正在被轉換成文本（text）。這是魯德威格大夫那一天對督導的這個向度所提出的關心。

　　事實上，當我們兩正起身準備道別時，他把話題更推進一步。真的，這幾個月以來，我注意到，每當我們要結束談話時間的時候，他才對我說一些清晰銳利的意見，似乎是希望我在獨處時好好想一想，或許也希望提醒他自己偶而可能會忘記的事情。督導畢竟只是兩個人之間的會面，兩個人之間共享的機會。當我走向門，魯德威格大夫提議：「下一次，我們來談談她生活中的事情，暫且不要把她的問題公式化也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