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寄萍蹤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是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我五歲時的夏天。那時，我們全家去香港避難。我在一艘駛過南海的客輪上，透過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中國兒童大都成長在祖父母、叔伯姑嬸、堂表兄弟等家族親屬的環境之中，而我卻離鄉背井，游離於他們之外。我父親有三房妻室，我母親一房的兒女當時住在香港，而我父親的其他子女則留在內地。所以一直到我長大以後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姊妹。

　　我父親秦聯奎，生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比毛澤東大五歲，比蔣介石小一歲。他成長在政治與社會的動盪時期，正處於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覆滅，被一個軟弱、不穩定的共和政體所取代的時候。他在二十幾歲時便娶了一位蘇州姑娘曹月恆。他倆一起帶大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當時的男女婚配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並且講究門當戶對。一夫多妻是相當普遍的事。所以我父親仍是合乎禮法的。他在和他的蘇州美人成親之後，又娶了一房妻室，名叫許佩華，是他昔日恩師的妹妹。在正式下聘前，他從未見過她。他的一個姊姊曾經代表男家去相親，認為她「頗有姿色」。但是婚禮過後，當他掀起新娘的紅蓋頭時，卻看見一個長了一對小瞇縫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不久，他便又回到他初戀的美人那邊，而他的元配夫人只好獨守空閨了。

　　到我父親和我母親秦昭華結婚的時候，他早年的兩個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國的說法這叫「填房」。由於我父親早年的子女和我母親的年齡不相上下，他們大都不和我們住在一起。因此當我在香港長大時，我只認識我母親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親前妻的最小的孩子家驊。

　　我上的是一所羅馬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和香港其他這類學校一樣，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把中國孩子培養成英國紳士。我們手裡搖的是英國國旗，心裡仰慕的是大英帝國的榮耀，學著計算的是英鎊、先令、便士。當中國的孩子們受著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殘餘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時，我卻在中國的大門口、在做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後前哨陣地之一的英國殖民地上，學習著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世界已經縮小到三個人的生活圈子裡：一個生病、愛吵架，而我叫他做父親的老人；一個他經常與之拌嘴，而比他年輕很多、性格剛強的女人──我的母親；還有與我年齡最接近的姊姊家德（Priscilla）。我是排行最小的，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當時我還不太了解，這個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經是中國憲法的設計師之一，並且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選擇貧困與流亡的生活之路。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在中國陷入分裂的前夕，他決定既不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也不擁護毛澤東的共產黨，寧願關閉了他在上海的律師事務所，自動流亡到香港與家人團聚。　　

　　我父親在香港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不能從事英國的法律事務，病情日益嚴重，性格日益孤僻。我們住在一個比較好的地區的一幢三層樓房的租賃房屋裡，與另一家合用一個廚房。我們安裝了一套抽水馬桶，可是我還清楚地記得運糞工人的吆喝聲。他們每晚都來收集鄰居廁所中的糞便。我們的鄰居和香港的大多數居民一樣講廣東話，而我只會講上海話。我雖然出生在香港，但是卻沒有一種歸屬感。這種異域的感覺因我們家的日益貧困而加重著。我們學校允許家境清寒的學生少交一些學費。學費是每月繳納的，每個孩子所交的數目由教師向全班宣布。我的名字總是排在最後幾名，因為我比別的孩子交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