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訪九百年前的祖先墳墓（之三）•乍見秦氏宗譜 到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七月，我又一次動身前往中國。這次我參加一個香港旅行團，在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停留一個星期，訪問了廣州、佛山和中國領導人常常去的夕照溫泉。 一週之後，旅行團回香港，我則去上海探望舅舅一家。我發了一封電報告訴舅舅我將到達，但由於不習慣發中文電報，竟忘記填寫發報人姓名。當我那天晚上登門時，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說，我感到他的語氣中透著些許失望。「我以為是你母親呢！」 儘管兄妹倆有些嫌隙，可是我母親多年來對他的心意軟化了他，他渴望能再和她見上一面。所以那封未署名的電報到達後，他便費了很多心思，買來酒、雞和其他難以買到的食品，準備舉行一次家宴以慶祝他們的團聚。 吃過晚飯，我提議和他下一盤棋。我知道他是愛下棋的。下完一局之後，他靠在椅背上瞧著他的妻子，略帶幾分感慨地說：「我做夢也沒想到，昭華的兒子會來和我一起下棋。」 舅舅和我母親再見一面的願望終究沒有實現。次年，舅媽寫信告訴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在失去了我和故土的這一聯繫之後，我急於要找到生活在中國的異母兄長。我向異母姊姊家娟（Margaret）探詢，當年我們遷到香港時，她還留在大陸。她現在和丈夫何品衡定居於台灣。她給了我一個叫毛訓詢的上海人的地址，說可以寫信問他。我給毛先生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我是誰，等了幾個月也沒回音。過了一年我才知道，這個人已經死了。他的妻子一無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線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在長期患癌症之後逝世了。他的病故使全國陷入悲痛絕望之中，終於在四月五日爆發了天安門事件。過了五個月，毛主席於九月九日逝世，幾週後，他的妻子江青和政治同僚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組織了「四人幫」篡奪權力的罪名被捕入獄。 此時，我已從紐約調到香港。我身為《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經常前往中國。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得以隨時赴大陸和台灣採訪。一九七八年底，我去了一趟台灣向家娟和她的丈夫品衡話別，他們已決定移民到澳洲去和女兒團聚。他們的女兒嫁給了澳洲一家餐廳的老闆。有一天晚飯後，家娟拿了一個裝滿舊書的大塑膠袋，從後面的房間裡走出來，一面交給我，一面說：「我保存的時間不短了，該是交給你這個兒子的時候了。」 袋子裡裝有父親在一九五九年去世時留下的書籍和文件，是他少量遺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藏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開了塑膠袋，注意到裡邊的三本書，其中兩本是印有父親當國民大會代表時的姓名和照片的國民政府官方刊物。 第三本是老式的宣紙印刷的線裝書，封面印的書名是《錫山秦氏宗譜》。 我拿的這本線裝書記載了我家三十幾代祖先的名諱，綿延九百多年，上溯到公元十一世紀的秦觀。我父親和我母親出於同族，都是這位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九年）著名大詞人的後裔。從我父親這邊計算，由秦觀到我共傳了三十四代，而從我母親這邊計算，則是三十五代。 當無錫秦氏家族的譜牒𨮝剛交到我手裡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譜系之書在今天該是多麼的珍貴。不久，我才發現，即使在過去的年代裡，也只有名門望族才有歷代宗譜傳交下來。 宗譜給本族成員灌注了以家族為榮的心態。如果家族裡出一大富大貴之人，他的親屬幾乎都能蒙蔭受惠；同樣地，一個人如果失勢被黜，全族都要受到牽連。 過去曾有因一人獲罪而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則遭到誅九族──即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孫、曾孫、玄孫，連同他們的兄弟姊妹與配偶、後裔──的嚴懲。事實上，誅九族是指滅其高祖以下、玄孫以上的滿門大小。清初學士莊廷鐵修《明史輯略》，中多觸諱之語，遭人向朝廷告發，遂成大獄。當時廷鐵本人已死，詔發墓焚其骨。其弟莊廷鉞被戮，家產抄沒，其父莊允城病死獄中，並且累及其他學士的家族。凡作序、校對、刻印此書和買賣此書者俱斬。受牽連而死者七十餘人，其餘家小婦女被發配邊疆。 中國大多數人就和西方人一樣，只知其親生父、祖等直系長輩，而且，即使是有譜牒的家族，也鮮少能追溯到二、三百年以上的。 修宗譜是需要做很多組織工作的。每個家庭都將其男性成員的生卒年月日記錄下來。女性成員的生年在冊，但因女兒不能傳宗接代，故記載從略。而我家自祖父這一代起，宗譜欄目裡還記有女兒的名字及其出嫁的人家，但不像男人那樣詳述其生平。唯一例外是關於「節婦」的記載，一般均為早年喪夫，或甚至婚前喪夫、盡其餘生孝敬父母的孀婦。 本族各家為宗譜提供生卒婚嫁的資料，而生平事跡一般都是相當簡略的。其中包括：名，為某某之子孫，字與號（自取名，前者反映其本人的志趣，後者反映其身分和行誼），功名，官階贈銜，行誼，著述，生卒年月日；妻室姓名，為某某之女，籍貫，贈銜，生卒年月日；子女數目（男嗣記名字、生母，女嗣不記名字，僅記生母、夫家姓名及出身）；夫妻葬所。 載入宗譜的男子意味著已被本族接受為其中一員，至於那些被認為有辱家族的人則被除籍。一個有趣的事例是秦起。他是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者之一，也是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進行反共清黨時，在無錫處決的七人中最重要的一人。他的首級被割下來，掛在城牆之上，用以恫嚇群眾，不得參加共產黨。由於他沒有列名在我們家族的宗譜上，而這套宗譜就在他死後僅一兩年時才做過了修輯，所以我不清楚自己和他是什麼樣的親屬關係。下令處決秦起的卻是秦毓鎏，也是秦氏家族的一員。他是國民黨的要員，曾經追隨孫中山組織過反清運動，也是本族宗譜最後一版的主要編纂者之一。 潛心修譜不僅反映一種家族的自豪感，也反映對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一種自豪感。在公元十九世紀，當中國一再被西方列強欺凌，大部分國土被歐洲各國瓜分，成為它們的勢力範圍時，中國人民的自豪感也就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有鑒於他們的國家如此落後，中國人從盲目自滿之中覺醒了，許多具有革新思想的人轉而求助於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來醫治中國的病症創傷，傳統的價值觀念被拋棄了。於是宗譜被認為是一種封建主義的殘餘。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這種維繫譜系的古老做法幾乎消亡殆盡了。 許多留存在私人手裡的宗譜，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年輕的紅衛兵在毛主席的「除四舊」──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和舊思想──的號召下，把他們認為是原剝削階級的殘餘物品一概付之一炬。許多人因為怕遭到迫害而把祖傳的譜牒銷毀了。這些損失不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都是無法衡量的。西方的藏書家在一九三年代到四年代曾經搜集到許多這類文獻，所以今天美國有名的大學都藏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宗譜，其中有一些已在中國找不到了。 我們有許多家史材料也因文化大革命而銷毀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為害怕狂熱的紅衛兵發現他們保留的祖先照片和宗譜，就自行將之焚燒。但有一位親屬冒著被政治迫害的危險，保存了幾頁詳列本族最近幾代情況的材料。我就是從他那裡得到了我父親和我祖父的家傳。 我的祖母著有《明秋館文集》、《明秋館詩集》兩卷詩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抄本。文化大革命之後，除了其中的一卷保存下來成為孤本之外，其他都下落不明了。這個孤本就是我這位族兄避開紅衛兵珍藏下來的，後來他熱情割愛，送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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