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訪九百年前的祖先墳墓(之一)•香江寄萍蹤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是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我五歲時的夏天。那時,我們全家去香港避難。我在一艘駛過南海的客輪上,透過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中國兒童大都成長在祖父母、叔伯姑嬸、堂表兄弟等家族親屬的環境之中,而我卻離鄉背井,游離於他們之外。我父親有三房妻室,我母親一房的兒女當時住在香港,而我父親的其他子女則留在內地。所以一直到我長大以後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姊妹。 我父親秦聯奎,生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比毛澤東大五歲,比蔣介石小一歲。他成長在政治與社會的動盪時期,正處於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覆滅,被一個軟弱、不穩定的共和政體所取代的時候。他在二十幾歲時便娶了一位蘇州姑娘曹月恆。他倆一起帶大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當時的男女婚配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並且講究門當戶對。一夫多妻是相當普遍的事。所以我父親仍是合乎禮法的。他在和他的蘇州美人成親之後,又娶了一房妻室,名叫許佩華,是他昔日恩師的妹妹。在正式下聘前,他從未見過她。他的一個姊姊曾經代表男家去相親,認為她「頗有姿色」。但是婚禮過後,當他掀起新娘的紅蓋頭時,卻看見一個長了一對小瞇縫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不久,他便又回到他初戀的美人那邊,而他的元配夫人只好獨守空閨了。 到我父親和我母親秦昭華結婚的時候,他早年的兩個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國的說法這叫「填房」。由於我父親早年的子女和我母親的年齡不相上下,他們大都不和我們住在一起。因此當我在香港長大時,我只認識我母親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親前妻的最小的孩子家驊。 我上的是一所羅馬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和香港其他這類學校一樣,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把中國孩子培養成英國紳士。我們手裡搖的是英國國旗,心裡仰慕的是大英帝國的榮耀,學著計算的是英鎊、先令、便士。當中國的孩子們受著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殘餘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時,我卻在中國的大門口、在做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後前哨陣地之一的英國殖民地上,學習著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世界已經縮小到三個人的生活圈子裡:一個生病、愛吵架,而我叫他做父親的老人;一個他經常與之拌嘴,而比他年輕很多、性格剛強的女人──我的母親;還有與我年齡最接近的姊姊家德(Priscilla)。我是排行最小的,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當時我還不太了解,這個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經是中國憲法的設計師之一,並且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選擇貧困與流亡的生活之路。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在中國陷入分裂的前夕,他決定既不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也不擁護毛澤東的共產黨,寧願關閉了他在上海的律師事務所,自動流亡到香港與家人團聚。 我父親在香港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不能從事英國的法律事務,病情日益嚴重,性格日益孤僻。我們住在一個比較好的地區的一幢三層樓房的租賃房屋裡,與另一家合用一個廚房。我們安裝了一套抽水馬桶,可是我還清楚地記得運糞工人的吆喝聲。他們每晚都來收集鄰居廁所中的糞便。我們的鄰居和香港的大多數居民一樣講廣東話,而我只會講上海話。我雖然出生在香港,但是卻沒有一種歸屬感。這種異域的感覺因我們家的日益貧困而加重著。我們學校允許家境清寒的學生少交一些學費。學費是每月繳納的,每個孩子所交的數目由教師向全班宣布。我的名字總是排在最後幾名,因為我比別的孩子交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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