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京朝官而言，衙與舍的分開，意味著向攜眷免費住宿的傳統告別，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展開。像柳宗元這種出生在長安祖屋，自有老窩可居的，當然再方便不過。若甘願打光棍，又不像前文所述羅含那樣嫌「廨舍喧擾」，則官署裡仍有單身宿舍可住。《唐語林》記「趙璘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指同住一個宿舍的室友。

　　如果定要帶著老婆兒女一大家子，且在京師又無祖業，那就必須另外想辦法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購買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屋」。假如經濟條件困難，也只好陋室將就了。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請長病假，同僚宋璟、盧從願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堂堂副相「臥於敝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

　　和盧懷慎同時任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新唐書》卷一二四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高，所以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裡包一間客房居住，終因起居失調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後，「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飯店裡，為他安排個套房，以方便妻兒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長安志》介紹唐都城名人居所時，謂興寧坊有姚崇宅，「屋宇並官所造」。看來，最終還是唐玄宗下令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座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馮友蘭的父親在晚清時曾署理崇陽知縣，馮先生和弟弟妹妹們也隨父親去上任。據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那個機關食堂就是他父親帶去的長隨承包的，「實際上是個小館子，獨立經營，給衙門裡的人包飯，預備宴會筵席之類」。

　　幾個小孩子在原籍河南吃慣了麵食，而衙門食堂的「例飯」都是米飯，所以馮先生的母親隔一段時間，就做麵食給他們吃。該書還回憶道：「平時父親陪師爺在花廳吃飯，母親帶著我們在上房（即衙門裡的老爺內宅）裡吃廚房的『例飯』，從沒有叫添菜、加點心，更不用說有什麼宴會了。有一次，父親回上房晚了，覺得有點餓，叫廚房送點點心來。送來了一盤燒賣，父親沒有吃完，還剩下幾個，母親就分給我們這三個小孩子吃了，覺得很好吃。可是我們三個不敢向母親要求，叫廚房送點心」。可見知縣的伙食標準與眾不同，又可見馮老太爺家教極嚴。

　　收筆之前，再引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一段回憶給讀者解頤。作者自述，光緒時他在京師都察院供職。照慣例，「每夏季改早衙」，食堂裡的午餐供應改成早餐，自然也是很豐盛的。院中有位吏科給事中陳應禧，「每日必到署，雖陰雨，持傘涉水，無不到者，其實為早餐也」。七月初的一天，作者值夜班，早晨起來，「大雨如繩，司中無人」，暗忖這位陳御史大約也不會來了，豈知茶役走來說：「開飯否？後堂陳老爺待之已久，專候老爺同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