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公服也是可以訂製的。莊綽的《雞肋編》卷中稱，建炎（南宋高宗的年號）以後，因國家財政困難，所以過去賜予群臣的東西，能省則省。官員初受任命時的鞍馬、公服，雖然仍可領取，但也打了對折。高宗紹興二年（西元一一三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升吏部侍郎，我（指莊綽）在他的賜給物品清單裡，居然看見『馬半匹、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褲管一只』等字句，後面還鈐蓋皇帝的御章，實在太可笑了！其實那些都是照開列的物品價值折算現錢，減半發給，但有關部門辦理文件的鄙陋，大抵類似。

　　照莊綽的說法，南宋初年發現金讓官員自製公服，是由於國家財經匱乏的緣故。但筆者在《明會要》上看見這麼一條：「（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上見文臣衣服之制，多取便易，日至短窄……」可見這種情況後來也有。究其緣故，或許因為國家發給的公服沒有洗滌替換的配套，又或許如前述任忠厚「幾不及踝」，即發給的公服不合身，於是量體裁衣，另行訂製，製作中又趨時尚，逐漸走樣，所以引起洪武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關注。

　　清人筆記中有一則〈京師裁縫〉，說是某官喚裁縫上門訂做公服，裁縫悄悄地向其家人打聽：「大老爺當官幾年了？」家人不解，問：「這同裁製衣服有何關係？」裁縫說：「當然有關係。倘是初入仕途，不免趾高氣昂，挺胸凸肚，那麼前襟就要稍長；倘是歷宦有年，銳氣已挫，為人平和，自然要前後相當；倘是久歷官場，暮氣已深，處世謙恭，那麼後擺就要加長了。」

　　看來量體裁公服這種現象，在清代也很普遍。惟公服的布料、花紋和顏色等，都有規定，市場上絕無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國營廠商，其他民營企業絕不敢違禁生產。既然如此，官員自製公服的衣料又從何而來？原來歷代都有御賜公服布料給百官的慣例，如《明會要》卷二四載，明武宗正德十三年（西元一五一八年）正月，皇帝「賜群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匹）」，上面都按官階印有花紋，可裁制蟒衣，「不限品級皆與焉」。《紅樓夢》第五十六回，甄府禮單中有「官用各色緞紗綢綾共二十四匹」，正是公服布料。或因甄家是生產這種衣料的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一類廠商的負責人，所以假公濟私，開了一次後門。

　　魏晉南北朝的官吏乘車規定基本上沿襲兩漢，等級鮮明。較明顯的變化是，拉車的畜力由馬變成了牛。

　　西漢初期有過「將相或乘牛車」的現象，但那是因為國力貧困，不得已。自從百石以上官吏都有馬車可乘後，牛車便成了平民商賈的代表性交通工具。後來制度廢弛，只要有錢，無論什麼身分，都可乘馬車，於是貴族士人又以乘牛車來彰顯身分。這也是「魏晉風度」的一個內容，其道理就像大家都作西裝革履裝束時，便服布鞋反倒是另一種體面了。

　　《太平廣記》裡有則故事，謂東晉名相王導在外頭金屋藏嬌，善妒的妻子曹氏聽說後，又驚又怒，立刻率領二十多個婢僕，人手一刀，準備找出王導的「金屋」所在，並把那些情婦給宰了。王導得知這個消息，「遽命駕，患遲，乃親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乃得先至」，將情婦送至安全的地方。

　　設想當時的情勢何等危急，無論怎麼看，馬車總比牛車要跑得快吧？但王宰相依然不肯棄牛用馬，其緣故就像當初劉邦被項羽窮追時，始終不肯棄車騎馬一樣，說到底還是一個觀念問題——劉邦棄車便是丟了漢王體面，王導駕馬就是丟了貴人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