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差利•卓別靈談到孤獨感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他在看卓別靈（Charlie Chaplin，台譯查理•卓別林）的「舞台春秋」（Limelight）時，流了四次眼淚，我相信這絕不是他誇大的說法。我自己是很久很久以來沒有流過淚的了，但當我看到差利所演的卡華路在小酒吧裡那一份佯狂，那一份狂歌帶哭的神態；和在臨終前拚命的拉著生命的提琴，想在「生」的頌讚中淨化了他「死」的苦痛時，我也不自覺的感到難過，想「逃」出來，「逃避」差利對我情感的「壓迫」。

　　事後我靜靜的思索，那位朋友的流淚和我的想「逃避」，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舞台春秋」所渲染的那種感情，還能夠深深激動我們這些從舊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

　　從舊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大都有同一毛病，老是感覺自己孤獨，感覺到沒有人了解的悲哀。我那位朋友是寫詩的，我記得，他似乎就寫過「把斗室當做自己的牢獄，在牢獄裡自己寂寞的數著自己的腳步！」的詩句。

　　舊知識份子「在心靈深處，總有一個個人的小王國」，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早期的何其芳就寫過：「每一個夜裡我寂寞得與死臨近。」「我遺棄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遺棄的悲哀。」再推遠一點，「詩人節」所紀念的詩人屈原，在他的〈離騷〉裡也慨嘆著：「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翻成白話詩就是：「沒有人了解我也就由他去吧，只要我內心是真正的芬芳！」這種感情，與「舞台春秋」所傳染的感情是合拍的。

　　差利創造了一個「孤芳自賞」的卡華路，又給他創造一個「紅顏知己」的女藝人，我想，這正是他擴大了這種孤獨感，同時創造了一個「知己」來填補他心靈的空虛。說來也有趣，歷史上（不單是「歷史上」，直到今天還有）許多文人都喜歡「創造」一個了解自己的異性知己。例如清朝詩人黃仲則，就把一個本來是庸俗的鹽商女兒，描寫成為自己的知己，說她「湖海有心隨穎土，風情近日迫方回。」這真是天曉得。許多文藝小說裡，男主角（常常是作者的自擬）也總會有一個「蕙質蘭心」的女朋友，大概也是這種心理表現吧！

　　差利還是一個從「我」出發的人道主義者，他還沒有跨過這一步。從「我」出發的，常常看不起群眾，差利在「舞台春秋」裡假卡華路的口說：「一切個人都很好，但當他們成為一群時，就像無頭的野獸一樣。」又說：「只有當我飲醉了酒時，才可接近他們。」我想正是這樣對群眾的看法，阻止差利更跨前一步，阻止了他成為更偉大的藝術家。

　　然而差利還是偉大的，「舞台春秋」還是好的，雖然它也有這麼多不健康的東西。為什麼？因為「舞台春秋」是在五○年代的美國攝製的，片子裡所要求的「人的尊嚴」、「對生命的讚美」等等，這些東西，正是現代美國所缺少的。因此他縱然是個個人主義者吧，也還是一個進步的個人主義者。他借卡華路的口說：「這個世界的麻煩，就在於我們輕視我們自己。只要不害怕生活，人生是可以很奇妙的。」我以為他說得很好。

　　從「我」出發的東西，要看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寫的，才可以很正確地估計它的價值。例如雨果（Victor Hugo）的《歐那尼》（Hernani），那也是純粹歌頌「個人」的東西，但它是代表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好的。然而假如今天的文藝青年，還從「我」出發，還有濃重的孤獨感的活，那我就要搖頭了。雖然我自己也還沒有完全擺脫這些陰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們」走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