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我最大的危機在於渴望成為精神領袖。大家知道我曾出家為僧，而絕大部份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僧侶以及還俗的僧侶有何不同。我知道藏傳佛教主要的教育方式和內容，也可以經由冥想改變想法、放棄己見，讓思維自然發展，進而找到新的方向。我雖然自視頗高，但對恩師汪賈格西的敬意不曾稍減。汪賈格西始終無意廣納門徒，而如果博學如他，都不肯自居為眾人之師，我又怎能以精神領袖自居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勢必要找個可以餬口自立的工作，如此才不致將幫助別人追求心靈成長，做為拿來養活自己的工具。因此，我決定要多學梵文、多讀佛經，繼續修習浩瀚佛法。而在美國，可以和佛學院相提並論的世俗機構只有大學，於是我轉向學術之路。

　　很幸運地，我遇到了我的靈魂伴侶，妮娜。我們相識相愛，這使我重新考慮家庭、學校、工作，甚至重新發現了美國。妮娜也成了我的老師，以及如明鏡般時時提示「我」的精神朋友。她不好高騖遠，也不故作深奧，只是本分地做好每天的教學工作。結婚後，我們可愛的大兒子很快來報到，他由汪賈格西命名為「甘丹」（Ganden），意思是「彌勒佛（Maitreya）的極樂世界」。他的妹妹「女烏」瑪（Uma）跟著來到，她的名字源自印度聖母。之後，我們陸續又添了幾個可愛的孩子。

　　佛教徒式的生活、現代的美國環境，和學院生涯的激烈競爭，三者並不容易融合一氣。有了必須扮演的角色——一個新近成家的年輕窮研究生，至少讓我在心理上有些緩衝。我一邊勤學幾種必備相關語文，研修社會學、亞洲歷史和世界哲學，一邊學著當妮娜的丈夫，以及兩個精力充沛孩子的父親。苦讀三年後，我得到了一個去印度作研究的機會，終於可以再見到我的老師。那是一九七○年，算來我已離開五年，而且中間一直沒回去過。

　　我很明白自己破戒還俗，達賴喇嘛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因此到印度後第一次去拜見他，我的心情緊繃，無法放鬆。見面時，我趨前俯首問禮，因著緊繃的情緒，動作有些笨拙。我還沒來得及開口介紹身邊的家人，三歲的甘丹忽地飛步投入達賴喇嘛的懷裡，他抱緊達賴，舉手之間，居然把老師的眼鏡碰撞下來。達賴喇嘛因此哈哈大笑，就這樣，所有的不快轉眼煙消雲散，我們重修舊好，馬上恢復了往日的親密友好。長談近尾聲時，達賴喇嘛推介我應該找哪位師父指導我的論文寫作，也說明他自己可以提供的協助（我當時翻譯的書正好他也非常喜歡），還為我們安排住處，每件事都費心叮囑。然後，他拉起我和妮娜的手，握在他的大手裡，慈祥地為我們施福。

　　好幾年後，我完成了博士學位，開始教書，才發現西方的學術界，還有學校的同事，對東方文化普遍存在著極大的誤解，甚至根本扭曲了事實，其中又以佛教文化受到的誤解最深。這些錯誤的訊息來自所謂的歐洲「權威」，如韋伯（Max Weber）、佛洛依德（Freud）、馬克思（Marx）和涂爾幹（Durkheim）等人，現代作家承續此風，甚至連譯者也加入其中，混淆了事實。泰半西方人的成見是，東方人沒有個人的獨特性，思想上一般不會強調個別性，更別說是知性上的區分；而且東方人認為生命是廉價的。因此，他們對東方傳統的倫理道德不屑一顧，對「東方專制政治﹝Oriental Despotism）」也就視為自然，不願多做研究。他們眼中的「亞洲人」，尤以佛教徒最為極端——他們教世人放棄自我、放棄個人生活，認為這是最高的品德表現，並且棄絕俗務、出世、隱祕、棄世（韋伯的用語）。任何人只要在亞洲人的圈子裡生活過，就知道這些偏執的觀念真是荒謬透頂，可是我發現，這些錯誤的觀念竟深入人心，我的同事便是如此，更糟的是，他們還以訛傳訛地將錯誤傳給學生，進而影響整個西方文化。然而我自己曾身歷其境，親眼看到一批他們眼中的棄世之徒，所作所為卻是積極入世。

　　我看到我的老師為了他人，不眠不休地工作；當年我用心努力，欲出家為僧，一大群流亡在外的西藏朋友都熱心地幫助支持我。我由現代猶存的古風，體會到了兩千五百年前，隨著佛陀悟道而開啟的一項運動。這項運動旨在創立一個純真的世界，而該世界即奠基於所有人的潛能都得到充分的發揮。個人的潛能發揮到極致就等於悟道，成佛之人都和歷史人物一樣偉大。在佛陀之前或之後，沒有任何一派哲學更為肯定人的正面價值，也沒有任何一門學派比佛法更為重視個人。我決心盡力扭轉既有的錯誤觀念。

　　這場仗我先天便處於劣勢，因為我還是個爭取終身職的年輕教授——那是一場冗長辛苦的戰鬥，足以毀人心志、破壞家庭，而長期的心力消耗，更可以損毀一個人的元氣健康。試想連續六年做同樣的工作、領不合理的待遇，儘管如此，你還是要盡職教學，每學期為上百位學生授業解惑。你要設法與同行和平相處，不使自己的工作表現太引人注目，也不讓個人的道德感或是教學魅力過於別樹一格，以免招來禍端。對學校有任何意見，都要找尋適當時機發表。每年至少要寫兩本書，少說要發表六篇專業文章，還要在具代表性的刊物不時發言；透過這些，讓學校自然看重你。但你又必須小心，不要太受學生喜愛、在同業裡鋒芒太露，然而為了學術名譽，可又不能太過保守。如果六年內不能升等、晉為終身職，雖然可以換地方，在較不知名的學校再熬個幾年（可以找到的去處，通常離你和家人已經熟悉的環境很遠）以求升等，不過，比較可能的情況卻是：你走投無路，必須退而求其次，轉戰某個職校，重頭開始，另闖新路。

　　不管是什麼創造了奇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獲准成為終身職教授。那是艾姆荷思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宗教系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佛教徒獲此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