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布朗和愛迪生並未成功推動反交流電的法律，但他們卻成功地將家庭用電應採取哪一種電流形式，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議題。斥責和批評的聲浪從哥倫比亞礦業學院禮堂擴散到《紐約時報》的版面。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刊登了威斯汀豪斯的投書，聲稱布朗「領的是愛迪生電燈公司的薪水；如果繼續成功地推廣交流電系統，愛迪生公司的生意會大受影響，因此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愛迪生的代言人自然會不擇手段，企圖防止交流電系統日漸普遍。」威斯汀豪斯又指出，他的西屋公司在一八八八年十月賣出了四萬八千個電燈，而根據愛迪生自己的數據，愛迪生電燈公司整年的訂單只有四萬四千個燈泡。「我在此毫不猶豫地指控，他們做這些實驗（他是指布朗和愛迪生的動物實驗）並非出於科學的興趣或安全上的顧慮，而是試圖在社會大眾的腦海中製造偏見，反對使用交流電系統。」 報紙在五天後刊登了布朗的回應。他自然駁斥了威斯汀豪斯的一切指控，否認試圖操弄科學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還下了個孩子氣的結論：「因此，我要向威斯汀豪斯先生下戰書，邀請他和我一起在電力專家面前，讓交流電穿過他的身體，而我則讓直流電穿過我的身體……先從一百伏特的電流開始，然後慢慢地每次增加五十伏特，直到其中一人哭叫求饒，在大家面前認錯為止。」 當威斯汀豪斯理智地拒絕了這個「決鬥」的荒謬提議時，布朗稱他為懦夫，並且指控威斯汀豪斯寧可讓社會大眾承擔自己也不願意承擔的風險。顯然，在這場電流之戰中，布朗和愛迪生過去所擁有的客觀科學態度，早已完全為商業野心所蒙蔽。 一八八八年，愛迪生才四十一歲，但是已經開始走下坡，不再是從前那個勇於冒險的發明家。他依然聲譽崇隆，是大眾眼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活力和探險精神卻已不再。歷史學家帕瑟（Harold Passer）在描述早期的電力工業時，特別寫道：「一八七九年的愛迪生是個勇敢的發明家，一八八九年的愛迪生，則是個謹慎保守的現狀捍衛者。」 即使愛迪生身邊的資深員工都開始對這位著名發明家、和他幾近瘋狂的夥伴產生幻滅，懇求他接受交流電系統，而不要浪費時間做無謂的抗爭，進一步傷害公司的聲譽。今天許多證據已經清楚顯示，即使當愛迪生還在奮力攻擊交流電系統時，他麾下幾個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研究人員已經在門羅公園進行交流電的實驗。但布朗可不是那麼容易降伏的人，而愛迪生也沒有聽取忠言，約束布朗，反而鼓勵他再接再厲。 愛迪生還資助布朗出版了一本著作，書名為：《交流電與直流電對生命危害程度的比較》（The Comparative Danger to Life of the Alternating and Continuous Current），書中除了蒐集了媒體報導和演講內容，以及關於公開動物實驗的描述外，還包括了從許多不實來源引用的報告，譴責在家庭中採用交流電系統的做法。布朗還在一八八九年初，由愛迪生出錢贊助，出版了一份宣傳小冊子，並且將小冊子寄給美國所有超過五千人口的城市市長、政界人士、保險經紀人和商界人士。 布朗在小冊子一開頭就宣稱：「以下我所談的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可能直接關係到你每時每刻的安全。」接著，他就開始詆毀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的供電方式，宣稱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並且毫無根據地描述交流電使用者如何無辜喪命。他稱交流電為「劊子手的電流」，最後他懇求讀者盡一切力量，在他們的城鎮中嚴禁使用三百伏特以上的電流，如此一來，威斯汀豪斯的系統根本無法運作，他們的交流電系統必須在人口密集區附近裝設調降電壓的變壓器。 一八八九年十月，威斯汀豪斯親自撰寫了一本書來回應這些攻擊，書名為《使用交流電系統傳輸電力的安全性》（Safety of the Alternating System of Electrical Distribution），他以清晰的說明捍衛自己的事業，並且證明如果遵循正確的指示，使用交流電系統來供電給家庭、辦公室、劇院和工廠都安全無害。 於是，由帶有偏見的新聞記者和善於作秀的公眾人物所撰寫的類似小冊子與文章你來我往，好不熱鬧，雙方的論戰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而且吸引了愈來愈多的支持者。當殺人犯克瑞姆勒於一八九○年八月在電椅上慘遭折騰而死後，媒體對電流之戰的報導更達到白熱化。 愛迪生透過布朗的幫助，極力推動電椅行刑的方式，因為他視之為創造戲劇效果的大好機會，可以證明交流電是一種足以致命的電力傳輸形式。布朗和愛迪生聯手遊說政客，彷彿魔術大師般舉辦了許多場公開示範，同時竭盡所能地操弄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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