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民國三十九年台北新和興行成立，由我負責經營，是以決定全家遷往台北，本來父母親亦當一起遷居，但因父母親認為當台北親友甚少，台南則親友很多比較不會無聊，而且當時長男（昭男）次男（貞良）均在台南一中唸書，不能隨便轉學，父母親認為應由他們留在台南照顧二個孫兒，所以沒有一遷徙而繼續住在台南廣尊里。父親的健康本來就很好，而且因我與內人結婚後接二連三的生下男孩，所以他的心情更見輕鬆，一再對親友表示，對他的老境感到很滿足，因此健康更加良好。不料到了七十歲的時候，突生咳嗽病，經幾位醫生診治，仍未見效。他不喜歡住院，我就回台南一直陪著他，做些護士要做的工作，例如定時量體溫、查看大小便的情形、咳嗽及吃東西的情等等，將它記錄下來向醫報告，做為診治的參考，後來台南的蔡瑞洋大夫特別為我們由台北請來台大楊思標教授（曾任台大醫學院院長及台大附屬病院院長，是呼吸器官科的權威），到台南為父親診療，蔡大夫要我將病況及一切情形向楊教授報告，楊教授聽我報告後就問蔡大夫說：「他（指我）是我們同行？」蔡大夫半開玩笑替我吹牛說：「不是，但是比較差的大夫可能會被他考倒。」這是當時的插曲。楊教授離開父親的病床後告訴我說：「可能是肺癌，痊癒大概不可能。只能盡加加以控制而已。」以後蔡大夫每天盡他之所能給父親打針醫治，醫治一段時間，病況平平。

　　父親到了七十一歲時，病況漸重，家裡的人都盡最大的力量日夜輪流看護，也曾經輸過幾次血，可惜於事無補，親戚朋友來探病者每日都很多，父親很平靜，一再對親戚朋友說：「死，這條路每個人早晚都要走的，我自己感覺這一生，尤其是晚年，很幸福滿足，一點都無牽掛，只望兒孫能平安規矩做人就好。」父親這些話，想必是肺腑之言。又過不久，在他七十一歲的秋天，我們都在旁邊，父親沒有說一句話，安祥的離開了這個世間。我們內心非常悲痛，但是對父親臨終時視死如歸的表現，實在是敬佩萬分。時為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農曆十月二日）下午九點，於台南市廣尊里打銅街。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農曆十月十日），我們在台南市葬儀堂為父親舉行告別式，安葬於台南市法華寺半月池旁，與生父母之墓為鄰，後來因台南市政府在其墓前及墓後皆開闢道路，故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廿九日（農曆二月二十日）將遣骨移奉於父親自己所建的新頭港草湖山祖塔。

　　父親生前常以「勤可補拙，儉可養廉」及「勤有功、戲無益」等語勉我，且他自己亦身體力行，對我為人處事影響極大。

　　父親不僅注重勤儉，而且對敬祖先之事既重視又熱心，每年都要多次回鄉祭拜。民國四十一年秋，父親將我們的故居改建，工事進行中他都要與母親住在故鄉監工並於民國四十三年秋，將以前生父克讀公所建而已陳舊的祖塔改建，使其更為寬大。同時，又多種了花木，並在塔前左邊建一涼亭，讓我們分散在各地的後代子孫每年春秋兩季回鄉祭祀時，有個休息談天的地方。每年陽曆三月廿九日青年節，十月廿五日光復節，就是我們春秋二祭的日子，是日散在各地的後裔都盡量回鄉拜祭，中午一定在光覽祖紀念館聚餐，慎終追遠，彌足珍貴。

　　母親出生於民前二十五年五月十日，她雖未受過教育，但甚賢慧嫻靜，事親至孝，對父親極為順從，父親所決定的事絕不反對，所以家庭雖不富裕，但極和睦愉快。她也纏足，但是沒有像祖母纏得那麼小，而且身體非常健康而強壯，做田裡的工作絕不輸給大男人，對父親的農耕工作幫助非常之大。她也極勤儉，除奉侍翁姑養育子女、操作家務及幫助父親做田裡的工作外，還要養豬、養雞、養鴨，為了補貼家用，晚上還編大甲草帽，直到深更半夜，非常的辛苦，她勤勞的精神實在使人肅然起敬。

　　母親自己非常的節儉，對我則相當寬大。例如我去學甲公學校讀高等科時，中午沒有辦法帶便當，雖然家裡的人都很疼我．但因當時連祖母都不吃白米飯，我那敢要求？母親自然也就不敢主張，她都自掏腰包每天要給我五分錢吃中飯，但是我不敢要那麼多，只要二分錢買一支甘蔗充飢解渴，因我知道家裡經濟不寬裕。我到台南工作以後，每次回家省親要再離家時，母親總要我多帶一點錢在身上，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而不接受時，她就說：「古人說『窮厝不窮路』！你應該帶去，沒用的話可以留起來。」意思是說：「在家可以窮，路上不能窮。」當時我因年不大懂，後來年紀漸大，聽到及自己體驗到好多在路上無錢受窘受苦的故事，才更深深體會到母親的用心良苦。

　　母親和父親一樣，自從搬到台南居住以後，也就不再管事，家裡的事情都交給內人去處理，只是逗逗孫兒，享享清福。父親去世以後，昭男與貞良經插班考試通過轉台北成功中學就讀，母親才搬到台北臨沂街和我們同在。她生活非常簡樸，一切衣著飲食絕不挑剔。中年以後，她的身體逐漸發胖（將近九十公斤），怕熱不怕冷，要帶她到外面去走走，只能在不熱的時候，大熱天她就不願意出門，冬天大家喊冷，她反而認為是最舒服的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