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某些雜誌之外，我兒時所讀過的一些作者都已經故去，但我仍然喜愛那些死者，他們代表了今日已近乎過時的品味。在我們這樣一個與歷史越來越疏遠的時代，讀當前的書就是要永保年輕，向前看，分享清晨慢跑者和成功生意人的無情活力，與名作家平起平坐。（維庸或波特萊爾可曾夢想過作家有朝一日竟也能名列美人之林？）目前的書，裡裡外外盡是時髦優美、低脂、低膽固醇，有點像淡啤酒—天熱時來一點不壞，可是，對酒徒來說，根本不算是個玩意兒。而那些故去者的書一直沉甸甸的放在那裡，發出暗褐色，它們沒有純白的書頁，它們的字體魯鈍而真實（除了少數有幸裝訂成嶄新平裝本樣式的書，就像拉皮或植髮一樣）。讀故去者的書，就如同在素食年代當肉食動物一樣，在價值觀大變的時代裡寸步難行。晚餐上若有人問，最近讀什麼好書沒有？《簡愛》或《帕蜜拉》（Pamela）並不是饒富創意的回答，它們是封閉的話題、孤芳自賞的書。（不過，現代常問的問題是最近看了什麼好電影？這個變遷表示很多人注意到印刷文字的衰退和圖像銀幕的興起。目前在社交對話，甚至在朋友交談中常見的話題趨勢，不再是我們讀什麼或者想什麼，而是我們在看什麼。它們彼此竟成了競爭對手，真是可惜。）

　　讀在世者作品的壓力，既是道德的，也是社會的。我們必須瞭解我們自己的時代，理解正在身邊發生的事情。可是，我瞭解自己的時代。我就生活在這個時代裡。我只需沿百老匯走一趟，或者順緬因大街走一回，就可以看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而我不明白的恰巧是故去者的時代。故去者之所以觸動人心，正因為他們不是我們。他們是我們永遠也不認識，而只有透過書籍去了解的人。他們認為很不起眼的瑣事，對我們來說有可能就是驚天動地的大怪事。做為作家，做為傳達者，死者可能比一些活人更有生命力。

　　我可以聽到抗議聲，說我這是在浪漫化，甚至沒有給死者合適的情境，而只允許距離給他們一個輪廓，並將他們黏合。今天的生者有朝一日將獲取那種如噴槍修飾過的精美另類感。何妨現在就大膽地欣賞他們？再說，死去的作家都是已預先選定的；沒有必要加以區別。我不需要在十九世紀的五、六十位俄國小說家中精挑細選，然後決定，好吧，就這個傲慢、受苦的伯爵好了，或是那個有可疑過去的發瘋賭徒、這個矮小精悍的傢伙或是那個可愛的鄉村醫生。我正在喪失判斷、比較和重整傳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