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所扮演的角色

　　我從一個農經學者，走上從政之路，歷任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以至受國民付託，擔任總統，在政府部門服務了很長的時間。倘若我說自己「不是政治家」，一定有許多人會感到驚訝，甚至有人會認為我是在開玩笑。事實上，我之所以這麼說，是有幾個意涵的：

　　第一、以中國傳統文化對「政治」的定義，來看我任公職的經驗，絕對稱不上是政治家。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政治」之意義無他，乃「管理眾人之事」。換句話說：「如何統治人民」是中國「政治」的目的。而政治家的任務，則是駕馭百姓、管理眾人之事。

　　今天，我們雖然還可以將此「政治」之定義，套用於中國大陸，但在台灣，這種政治型態已走入歷史。因此，如果「管理人民」才算是「政治」的話，我根本不是「政治家」。

　　第二、在一般人的想法中，政治不免潛藏諸多權力抗衡，交錯著複雜的鬥爭手段。就這一點而言，我也不能算是政治家。

　　多年以來，我為台灣發展所做的一切，絕非玩弄政治手段，而是基於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真正想要為自己的同胞做些什麼。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經常思考，自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應該為台灣做些什麼？只要擬定了一個「工作」目標，立即戮力以赴，積極推動體現。

　　而今天的台灣，需要的是安定與繁榮。絕不是激烈的鬥爭與傾軋。

　　一九八八年，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辭世，我繼任第七任總統時，說過一句話就是「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以「政治人」的身分而言，我算是一個新人。新人所能說的，就只有：「各位，讓我們一起來打拼吧！」而已。

　　在競選第八任總統時，我提出「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時代」，作為當時選舉的主題。顯而易見的，主軸既不是「台灣」，也不是「人民」，而仍舊是「中華民族」。

　　直到一九九六年，競選第九任總統時，我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我在競選活動中強調，要「傾聽人民的聲音，貫徹民主改革，開創主權在民的新時代」，並且進一步主張「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

　　我向選民保證：「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對於全國同胞的需求，我有充分的領會，也一定會全力以赴，達成國民的付託。我認為，唯有傾聽民眾心聲、務實力行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兩個國家主義的存在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提名，決定參加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選舉。我在決定參選的聲明中，首度強調「台灣」的意識，認為台灣人民必須真正擁有主權，才能充分發揮自由意志，開創自己的未來。

　　我在聲明中提到：

　　作為國家的領導者，登輝衷心服膺的是主權在民的思想，這也是總理孫中山先生一生從事國民革命的中心信仰。坦率的說，目前我們社會人人都有強烈的主權在民的想法，都有自己是國家主人的自覺和志氣，但是在生命共同體的體認上顯然還有不足。這主要是我們真正落實民主政治的時間比較短，制度化還沒有來得及趕上民主化的發展。因此，不必諱言，我們社會確實存在著若干認同的問題，影響了生命共同體的凝聚，有待大家進一步相互理解，以智慧、寬容和同胞愛來面對。

　　同時，我也特別提到：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除了最早期的原住民同胞，大多是歷代從中國大陸遷移而來。而來台的先後雖然有別，但生於斯，長於斯，這塊土地早已灌溉著幾代人共同的汗水和心血，才有今天的枝繁葉茂，欣欣向榮，熔鑄成血肉相連的生命依存關係。詮釋誰是台灣人，以移民時間來推斷，是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為台灣努力奮鬥，就是台灣人。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新台灣人」觀。而懷抱民族情感，崇尚中華文化，不忘記中國統一的理想，就是中國人。

　　有位政治學者分析了我的演說之後指出：「台灣存在有兩個國家主義（nationalism）」。一個是以台灣這個區域為基礎的「大台灣」國家主義；一個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文化國家主義。

在台灣建立的「新中原」

　　然而，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並非爭辯這兩種國家主義孰是正統，而是如何建立強固的「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

　　因此，我在一九九五年特別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

　　在多元文化長期而充分的輻輳整合下，使台灣在整個中國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中，躍居為最先進的新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們走出歷史悲情，攜手同心，徹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識，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啟新機運的空前良機。

　　這裡所謂的「新中原」，是指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綻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關的，應屬民主文化。這是居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以「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為基礎，共同參與、營造出來的成果。

　　不可諱言，目前台灣島內存有本省人、外省人與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認同備增困難。但也正因為如此，而使台灣可以融合不同歷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這才是「大台灣」與「新中原」的意義所在。

　　具體而言，此一國家發展藍圖應有幾個方向：

　　第一、經營一個民主而有效率的台灣；第二、經營一個產業發達、科技進步的台灣；第三、經營一個有家園生活之樂的台灣。

　　換言之，是以政治、經濟和社會建設為主軸，並落實政府改造、司法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等施政工程，營造國家發展的宏大格局。

作為台灣政治家的條件

　　要完成上述種種改革，台灣的政治家究竟應具備何種條件呢？

　　關於未來的總統，我曾經提過，必須是一位「愛台灣，肯為台灣犧牲奮鬥的人」。而在邁向「新中原」的長程發展過程中，台灣所需要的，又是什麼樣的政治家呢？

　　在這裡，我要以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來作說明。「天下為公」的意義是，政治是眾人之事，不是少數特定人的專利。因此，政治家也不得有私心。

　　更進一步來說，所謂的「無私」，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能去除私心。也就是說，在作一項決策的時候，必須先摒棄自我，而有「如果是別人，會不會採取更好的方法？結果會如何？」的想法。

　　決策時，若能秉持此一態度，一方面會冷靜思考，另一方面也會真正為人民著想，並認真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作出具有使命感的決定。

　　話雖如此，但「知易行難」。在現實的社會中，要真正身體力行，實踐無私理想，著實困難。我們的一切思考活動，一般而言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因此，要摒棄自我來作決策，即使是高風亮節的人，恐怕都很難辦到。

　　而「視民如親」，也非易事。更何況政治家不僅要將人民視同家人，善加關懷，還必須掌握人民的需要，達成人民的心願。因此更是難上加難。

　　「天下為公」，和基督教所強調的「愛」，可以說是相同的理念。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並努力去實現對方的願望，唯有如此，方能親近《聖經》中所彰顯的「神愛」。

　　身為虔誠的基督徒，我經常會引用《聖經》的訓示。而我最常引用的一節，就是﹤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愛」：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唯有「愛」，才能設身處地為人民著想，不求私利地去完成使命。對我而言，這就是「政治」的真諦。

選擇迂迴務實的道路

　　在《哥林多前書》中有一句話，愛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就我個人的親身體會，政治更是需要包容和忍耐的藝術。

　　政治家經常會囿於現實的壓力，希望迅速作出決策，達成立即的效果。特別是在民主政治體制之下，民眾往往只問成果，因此政治家希望收到立竿見影成效的作法，也是無可厚非。然而，這樣的決策，卻有將國家導入歧途的危險。

　　要作出最週全的決策，政治家在面對問題時，絕不能只作直線的思考。政治問題絕無捷徑。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徑。而必須考量各種因素，作最妥善的處理。因此，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徑，不見得是直線，有時稍作迂迴，反而更容易解決問題。

　　迂迴行進，避免直接迎擊，不但是處理政治問題的重要方法，也是思考經濟及社會問題的必要原則。許多時候，直接正面出擊，花的時間反而更長，甚至無法達到目的。

　　例如開車出門，選擇道路時，就經常會碰到類此狀況。有人嫌走高速公路要繞遠路，站站收費又很麻煩，所以改走筆直的不收費道路，結果反而陷入車陣當中，動彈不得。而另一方面，高速公路雖然要繞遠路，又得停下繳費，卻可以比不收費道路快好幾倍的時間到達目的地。

　　我將之稱為「付費高速道路原理」（turnpike theory）。許多政治行為，也都可以適用此一理論。尤其是，目標愈大，愈需要有迂迴策略。直線作法往往帶來反效果，不可不慎。

　　例如，要達成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最便捷的作法就是引進大量外資和外國企業。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九九七年七月以降，泰銖暴跌所衍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不難發現，這些國家經濟的崩潰，都是快速引進大量外資，營造經濟高度成長的假象之後，所產生的疲憊蕭條。

　　規模越大的問題，就越需要作迂迴考量。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以經濟成長為最重要目標。但經濟成長須循序漸進，厚植根基。倘若只有資金的移動，繁榮難以為繼，何能侈言成長，更無法嘉惠百姓。而有些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工業，荒廢過去賴以生存的農業，也絕無法奠定工業的基礎。

　　經濟發展須有宏觀遠大的眼光。首先要從提高農業生產力著手。在此一基礎上循序推動工業化，並爭取先進技術，累積資本，強化金融力量。如此，終必達成真正的發展目標。

政治不能只顧選票

　　以台灣的發展經驗來看，農業改革問題堪稱此一「迂迴策略」的最佳事例。當年，台灣面臨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問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將資本直接投入生產力低的農地，即可達成提高生產力的目的。

　　於是，當時有許多人極力主張，放寬農地買賣的限制，讓自耕農、非自耕農、甚至企業均可自由買賣農地。企業參與農業發展，從事合理的農業經營，土地的生產力自然可以提高，似乎言之成理。而對農民來說，在從專業化逐漸朝副業化轉型的過程中，若能多賺一些錢，即使拋售農地也無妨。

　　但是，如果在沒有任何輔助措施的情況下，任憑農地自由買賣，則農地必將淪為投機（speculation）的對象。如此一來，農地將不再為農業所用，而將變更為生產價值較高的工業用地和住宅用地，導致地價暴漲。農民失去農地的結果，是失業人口的增加與社會問題的惡化。

　　因此，輕易將農地買賣自由化，不但無法提高農業生產力，反而降低了台灣的經濟成長力。農地買賣非有限制不可。不過，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和產業結構，也不能永遠固守不變。隨著時代的進步，農業人口必然會逐漸減少，事實上也必須如此，台灣才有發展的希望。

　　面對農業發展的兩難困局，我在台灣省主席任內，除了規範自由化的發展之外，也積極培育「核心農家」，作為發展高生產力農業的主力軍。當時，我提出「八萬農業大軍」的主張，計畫培養八萬戶的「核心農家」，將其子弟送往農業專科學校，學習最新的農業技術，擘劃台灣未來的農業藍圖。

　　今天，這些「核心農家」第二代子弟們都學有專長，對提高農業生產力，有很大的貢獻。在這些農家子弟有能力鞏固農業發展之後，就可以放寬農地使用，讓他們籌組農業公司，以便進行大規模的企業經營。由於此一政策的成功，台灣已經發展為擁有最先進技術的工業國家，農業人口獲得合理精簡，社會也無失業問題的顧慮。

　　假若當時未採取此一迂迴路徑，一味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台灣或許未能締造今天的發展成果。未來，無論是在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都不能忽視此一「付費高速道路原理」的重要性。尤其政治愈是民主化，「迂迴之道」就愈形重要。

　　在民主化的國家，政治家所揭櫫的政策，與爭取選票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就長期來看，有些政策雖然確有其必要，但宣示之後，卻未必能獲得選民的支持。這是民主社會常見的現象。要防範此種情況的發生，政治家們或許有必要加強公共政策的公開討論，藉由媒體，讓民眾了解：「政策雖無立竿見影之效，但盱衡台灣未來，實屬必要」。相信民眾必會權衡利弊得失，不圖近利，共謀長遠發展。

民主政治並非驕縱人民

　　我這麼說，一定有人會反駁：「相信民眾的判斷力，將爭議問題交給民眾討論，取得民眾支持，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民眾早已被民主制度給寵壞了，必定只圖眼前的近利。」

　　我承認會有此可能。從歷史的層面觀之，民主政治確實有其負面作用。然而，民眾被民主制度寵壞了的說法，恕我無法完全茍同。

　　一個民主制度快速發展的社會，政治必然存在迎合大眾之所好的危險性。但此一問題，我認為只有靠時間才能解決。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以上述的「迂迴之道」來運作。這一點，和以直線疾行的方式達成政治目的的獨裁體制有所不同。而「迂迴之道」，亦是使民主制度愈臻圓熟的最大利器。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說，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的結合將消弭一切意識型態的衝突與矛盾，使歷史發展步入最後階段。此一看法，我也無法贊同。因為，單靠自由民主制度的施行，並不能達到理想的境界。

　　拿美國來說，自建國以來，一直都高倡自由民主主義，成為許多國家發展的標竿。然而，其國內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諸如：貧富差距加大、資本主義過度膨脹、經濟控制政治，以及種族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等等。

　　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原本就無法立即解決問題。儘管問題發生時，民眾都會要求立即回應、改善，但為求周延，並顧及整體的利益，也只能走「迂迴之道」，循序漸進。倘若過度勉強，終必產生弊端。

　　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才剛起步，更無所謂「歷史終結」的問題。橫亙在我們面前的諸多問題，應該循「迂迴之道」，不疾不徐，逐一徹底解決。

自由民主的「地殼變動」

　　對於現今自由民主國家的處境，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萊斯特．佘羅（Lester C. Thurow）教授所著《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指出，目前世界正面臨五種「地殼變動」：

　　第一、舊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全盤改寫了世界政治板塊，而使資本主義大幅擴展版圖。

　　第二、電腦以及通訊技術的發達，使智慧型產業躍居主流，也因而帶動政治及經濟組織型態的變革。

　　第三、全球人口暴增，遷移頻繁，而先進國家也快速邁向高齡化。

　　第四、經濟急遽全球化，導致市場和國家、經濟和國家的關係愈形複雜和不穩定。

　　第五、舊蘇聯瓦解以後，儘管美國被視為世界唯一的超強（super power），然其昔日的絕對優勢力量也正日漸消褪。

　　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資訊化、人口移動、全球化以及美國地位轉變等「地殼變動」，彼此互有關聯，也對所有國家與個人，帶來深遠的影響。

　　此一巨大洪流，沛然莫之能禦，凡民主世界的成員，都無法置身其外。龐大資本主義市場的資訊化，將是民主社會發展的關鍵力量；而在急遽全球化的世界裡，因資本和人員的自由移動，不僅對社會保障制度造成衝擊，也使勞力供給呈現不穩定現象。

　　面對波濤洶湧的世界潮流，應如何擬定政策？似乎尚無明確的答案。同時，由於變化過度快速，也很難判斷何時是採行某些政策的最好時機。

自由民主所曾遭遇的挑戰

　　在經濟上尊重自由市場，在政治上採行民主制度的自由民主主義，並非首度面臨挑戰。發跡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國共產主義，即否定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實行計畫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

　　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則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混亂局面，相繼成立，藉由經濟控制和鼓動群眾投票，實施獨裁，與自由民主主義大唱反調。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勢力的消褪，是否解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其實不然，只要自由經濟市場潛在的破壞力，以及民主主義政治機能不全的情況存在，這兩種反動思想仍可能死灰復燃，再度威脅自由民主主義。

　　然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自由民主主義的威脅，具體可見，其主張也明瞭易懂。但是，佘羅所謂的「地殼變動」，卻可能給自由民主主義帶來更大的挑戰，而且規模更為宏大，甚至可能造成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的對立。就此而言，「地殼變動」的影響，或許遠較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為烈。

　　佘羅指出：

　　對於權力分配的問題，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理念。民主主義基本上認為「一人一票」，政治權力應完全公平分配；相反的，資本主義則以自由競爭為本，認為適者應該將敗者逐出市場，使其在經濟上完全被消滅。這種「適者生存」和購買力的不平等，才是資本主義市場效率的基礎。

　　當然，或許有人認為這只是一種極端的看法，但不容否認的，自由民主社會確實潛藏有佘羅所強調的危險性。

　　面對「地殼變動」的挑戰，各國政治家必須衡量本國的環境，勾勒出國家未來的發展。台灣自不例外。

「地殼變動」中的台灣

　　一面傾聽人民的聲音，一面營造寬廣的活動空間，讓人民可以充分發揮自由意志，是我們目前的努力方向。而其中的施政重點，則是加強法治。也就是說，儘管以民主主義的自由競爭為基礎，但仍須有遊戲規則可循。倘若放任自由競爭，將有流於失序混亂的危險。

　　問題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國家，經過多年實踐所逐漸完備的諸多制度，台灣卻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面推動。台灣在發生「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五月，開始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佈國家進入動員戡亂時期。

　　一九四九年更實施「戒嚴法」，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才予以解除。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則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才予以廢止。至此，台灣才回歸正常憲政發展。

　　環顧世界，即便是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都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而台灣擁有如此特殊的背景因素，問題更是複雜。譬如，台灣的民主政治愈加落實，則社會福利問題也將愈形重要。為了強化對國民的保障，我們在一九九七年，透過法律修訂，實施國民醫療保險制度。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六點零八的國民加入此一健保體系。

　　過去，由於醫療費用過高，許多家庭無力負擔，即使是老人或小孩生病，也不能送醫診治。但在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之後，這些問題已獲得改善，大部分的國民都能得到充分的醫療照顧。

　　此一制度的完備與落實，曾參考許多先進國家的經驗，也審慎衡酌國家的實際需要。雖然台灣暫時無須引進有如瑞典般高水準的醫療保險制度，但我們仍反覆思索，創造出一種台灣能力足以負擔，而且又可以順應整體社會需要的制度來。

　　為了體現社會公義，也有必要採取某些救濟措施。例如，有些原住民失去工作，無力繳交保險費，政府也會代為繳納保險金，絕不會置之不理。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社會保障的問題也會隨之產生。例如，一些經營情況向來良好的企業，突然營運失調，歇業倒閉，員工領不到退職金，生活隨即陷入困境。對於這類情形，政府亦須有一套完善的補救制度。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所講的「民生」，指的就是「人民福祉」。政府一向也都很重視「民生」理念的落實。因此，我向國民保證，政府面對這些問題，必定會作最妥善的處理。我一再強調：「我們現在的重要工作，是充分了解社會的各種問題，因此，有困難的人應該直接來向政府陳情，甚至起來遊行也無妨。」

台北市政的實驗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間，擔任台北市長的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我開始重視市民生活權利的確保，並將市民的意見反映到實際的政策上。當時，我對於如何經營市政，曾經下過一番功夫。岩波書店出版的《都市講座》等書，都逐一詳加研讀，據以對市政進行通盤的檢討。

　　所謂市民生活權利，即「市民生活社會化」。我認為，要造就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使生活繁榮，民生樂利，最重要的工作不在於提高個人的所得，而在於生活的社會化，使每一個市民都能享受現代化的生活。因此，市政建設除了物質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建設。

　　當時，我針對都市問題，進行縝密的調查，偕同市議會議員，密集出席各區里的集會，聽取居民的意見。市民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和陳情事項，我也都帶回市府，和各局、處有關人員研商解決之道。

　　我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些議員的協助，是因為我將他們的個人資料一一整理建檔，掌握了他們每一個人的個性和嗜好。後來他們問我：「怎麼可以暗中調查人家的底細？」其實，這些資料的主要內容，只不過是「這個人是否喜歡喝酒，能喝多少酒」罷了。當然，資料中確實也還分析了每一個議員的主要票源、選民服務和其代表性。

　　擔任市長職務約三年半的期間，我清楚地掌握了市政的每一個細節。我不但走遍了台北市的大街小巷，還曾鑽到下水道去做實地調查。那一條道路有什麼問題，那一個地方有下水道的問題等等，我都瞭若指掌。

　　我認為，現代化市政計劃的推動，應秉持「都市經營」，而非「都市行政」的理念。

　　「都市行政」代表著一般舊的觀念，在中央劃一的規定下，依據法令處理事務，即所謂的「公事公辦」。對市民來說，「都市行政」是站在「管理老百姓」的立場，故市民視市政機關為「衙門」。而「都市經營」則係針對每一都市的特性，改革不好的，創造並建立新的、好的事務關係，以解決市政問題，是一種積極的市政觀念。

　　同時也站在為民服務的立場，盡力提供人民更好的服務。市政工作的推動，一定要從「都市行政」的觀念過渡到「都市經營」的觀念，才能達到提高效率、增進市民福祉的目的。

　　而優秀的「都市經營者」，更應具備「兩種精神」和「三種能力」。所謂「精神」，就是指「都市經營者」做事的理想、態度和方法，一要具有「實務家的作法」，就是有事馬上辦；二要具有「藝術家的作法」，就是樣樣工作必須追求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要有遠大的眼光與全盤考慮的周詳計畫。至於三種能力，一是「崇高的理想」，一是「規劃的能力」，一是「管理的能力」。唯有這「兩種精神」與「三種能力」的結合，才能彰顯「都市經營者」的績效。

　　因此，我特別著重員工的訓練，並成立了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設計為期一週的課程，加強市府員工的電腦應用知識、工商經營觀念等，以提升服務能力，強化服務意願。同時，也配合組織和人事的調整，使員工工作安定，有合理的升遷機會。此外，我也首開風氣，拔擢女性出任主管，鼓勵優秀的女性投入市政工作。

　　在擔任臺北市長任內，我就是秉持著這種「都市經營」的理念，多方面考慮市民的需要，釐定市政建設的優先次序，規劃各種長程、短程目標，奠定市政的長遠發展基礎。

　　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我特別研擬了一個市政建設目標體系，作為施政計畫的依據。當時，我將臺北市政建設的長程主要目標設定為：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社會福利、以及提高市民生活品質等三大類，其下再細分為二十八項分目標。為了使市政計畫能紮根落實，我要求各單位針對各項目標，釐訂具體的服務指標，再配合此一指標，研擬各種中程計畫、措施、發展原則與策略，作為執行的依據。我認為，市政建設不但要解決市民最切身相關的問題，也要為將來的都市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除了推動實質建設之外，也要兼顧生活環境的保護，增進市民福祉，進而追求文化精神生活品質的提高。為了有效達成上述目標，我們採取的主要策略有：加強市政整體規劃、協調與執行，廣籌財源與預算合理有效分配，辦事觀念與方法的革新，擴大市民參與市政等。

　　當時，我從市民最切身相關的生命財產安全與社會福利問題著手，積極推動排水防洪工程建設、強化山坡地保育、管理化學物品、規範高樓消防安全、提高醫療水準、加強公害防治、提供社會救助、勞工福利與職業訓練。同時，也致力改善自來水供應、完備交通設施、舉辦教育及文化活動、設立電腦中心、推行工作簡化，讓臺北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除了立即解決市民生活所需之外，我也全盤考慮臺北市的長遠發展，訂定多項長程的施政計畫，例如副都市中心，信義計畫的推動；興建翡翠水庫，擴增自來水供應量；增建市場，改善食品衛生；廣建國宅，訂定容積率，提高居住品質；興建焚化爐，解決垃圾問題；積極加強排水防洪設施；闢建第二期衛生下水道；消除污染，擴建里鄰公園，美化綠化市容；興建地下鐵，發展捷運系統；大量闢建道路停車場；推行都市更新，改善舊市區等。這些長期計畫的施行，在當年雖然引發很多不同意見的討論，但是，今天已經可以看出具體的成果。目前，台北市是全臺灣唯一沒有飲水與垃圾傾倒問題的都市，而交通建設和防洪設施也遠優於其他都市，這可以說都是當年市政計畫所奠定的基礎。

　　此外，我也認為，都市計畫的規劃也必須以基礎數據的掌握作基礎。例如：市民的平均所得有多少？生活水平如何？以及居住空間的大小等。若沒有準確掌握這些數據，則公車站牌的設置、瓦斯設備和增設學校等種種問題，便無從計劃。

　　事實上，當時我主要參考的是日本的都市計畫。美國則由於環境與台灣的差異過大，能借鏡之處並不多。我援引日本的經驗，依據上述的市政建設目標體系算出「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civil minimum index）」的指標，向議會說明施政的方針與預算分配的妥當性。

　　此一「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是一種加權總和指數，以當年（ti）的預算支出及福祉效果，與基準年（to）相比，即可得出當年之福祉指數（Iot）。E0表示預算支出，W表示某一項目對市民生活的重要性，其數值則是由家計生活項目依比例計算而成的加權數。因此，我們就可以依據每一個施政項目所分配到的預算，算出市民的生活比前一年增加多少福祉。簡單地說，就是該年在某項施政目標所分配到的預算，能使市民生活增加多少福祉，都可以一目瞭然。

　　當時，議會對於此一「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也非常感興趣。但因我職務調動的關係，未能再繼續採用此一指數，作為市府與議會討論預算分配及施政檢討的依據。我想，這種方式，不但對議會具有說服力，同時，也有助於市民對市政的了解。

對美國政治理想主義的評估

　　面對複雜的國內問題，和劇烈變動的國際環境，台灣在金融和資訊產業上，訂出許多務實政策。而為因應佘羅教授所謂的「地殼變動」，台灣朝野更必須共同研擬對策。具體的對策，留待下一章討論，本節將簡述美國對我的政治哲學的影響。

　　毋庸置疑，美國不論在經濟發展、或是政治民主方面，都是目前最值得台灣效法的國家。美國社會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對於像我這樣來自國外的人來說，其舒適清爽的居住環境，令人欣喜。而一些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在美國也有廣闊的空間可以充分發揮能力，甚至成就大事業。這就是吸引全世界人們前往追逐「美國夢」的重要理由之一。

　　美國社會的這些特徵，也逐漸在台灣出現。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融匯不同的族群與文化；同時也能讓一些出身平凡的人，有開創自己事業、締造成功奇蹟的機會。這一點和美國很相似。企業成敗興衰，事屬平常，誰也不會加以指責。不若日本，一旦經營失敗，即頓失社會地位。

　　因此，就此方面而言，台灣應該多向美國社會學習，維持自由開放的特性，並保持充沛的活力。

　　此外，我們對美國的國內政治也必須有相當的了解，方能掌握國際政治發展的趨勢。季辛吉在《大外交》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經常是在保持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中作調整。然而，我並不認為如此。美國的外交，經常左右大幅震盪，令人難以捉摸。

　　因為美國係採三權分立，行政部門和國會之間相互制衡，即使總統決定了某一政策方針，國會仍有可能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對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

　　以目前美國的中國政策來說，行政部門當然是希望能早日有突破性的發展，因此會有一些權宜的策略。然而，國會為了捍衛美國的理想主義，總會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角度，作出不同的主張。

　　正因如此，美國的中國政策，經常會在此兩極中搖擺不定，甚至常給人相互矛盾的印象。

　　惟美國政治的基礎，乃深植於理想主義。儘管總統有時會為了開創新局，而強力遂行自己的政策，但不需多時，理想主義必會再度興起，藉以牽制政府的現實主義。

　　我極讚賞美國的理想主義。因為，在矛盾充斥的移民社會中，理想主義絕對不可或缺。不同的種族與文化，摩擦在所難免，必須要有理想主義，才能迴避衝突，使國家的發展步上平順坦途。就此而言，我認為美國的政治實為台灣政治的最佳藍本。

日本應發揮的政治力量

　　日本曾經是台灣的啟蒙著。不僅是前述的都市計畫問題，其他如農業問題以及工業化等等，台灣大多師法日本。

　　但是，自一九八五年「G5普拉查高峰會議」以後，日幣快速升值，使日本在許多方面也逐漸迷失方向。特別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決策，拙劣的程度，廣受國際批評。我認為之所以如此的最大癥結，在於世襲制度的變本加厲。而這也是日本與美國、台灣的最大差異之所在。

　　此一問題，在探討日本社會問題時常被提出討論。而我則認為，是政界世襲所導致的弊害。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今天在日本國會中，大部分的國會議員都是政治世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世襲接班人，沒有家世背景的年輕人想當國會議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在戰後有一段時期，日本社會也曾較為開放，為名不見經傳的人士留有闖蕩政界成功的餘地，為日本社會帶來新的活力。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領域，戰後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由這些無名新人所締造出來的成果。

　　日本已故知名作家司馬遼太郎曾經指出，假如我們追溯明治時代，當時政治舞台世代交替之大膽及規模之大，簡直會令人誤以為，「明治」是一個新誕生的國家。

　　至今，我最常閱讀的，仍是日本出版的圖書。事實上，日本是比美國更有深度的國家，不論是人文或科技，日本均有相當不凡的成就。未來最重要的課題，應該是如何將其深度發揮在政治領域上。

　　這個問題留待下面的篇章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