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我們都知道文人多惡毒、慳吝、嫉才，而又經常自大。因而他們的「毒舌頭」或「滑舌頭」，總是會跑出來許多不可思議的「名言」。

　　例如，拜倫和濟慈同為浪漫大詩人，但濟慈這樣說拜倫：「你們談到他和我，我們兩個可完全不同，他只會寫他看到的，而我則寫我想到的，我可比他有深度多了。」而拜倫則這樣說濟慈：「他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精神自瀆，他經常自淫想像。我不是說他下流，而是說他總是邪惡的東拉西扯，把作品變成一種既非詩也非其他甚麼的東西，而只像是由生豬肉和鴉片煙做出來的瘋人院產品。」

　　而福克納和海明威都是諾貝爾級的大文豪，但相互間的輕視卻溢於言表。福克納如此說海明威：「他寫起文章來，絕對不會用任何一個讀者必須去查字典的字。」海明威則如此回敬：「可悲的福克納，難道他真的以為寫文章用了偉大的字眼就等於有了偉大的感情嗎？」有次，福克納的太太問海明威，他在寫作時是否會喝上一杯馬丁尼雞尾酒。海明威答稱：「老天爺，妳聽過誰在工作時喝酒的？妳講的大概是福克納吧。我看他的文章都會知道哪個地方是喝了酒以後所寫的醉話！」因此，同為諾貝爾級的史坦貝克遂如此說：「他們這兩個同行是為墓碑的排名而戰爭。」

　　這種同輩間的尖酸刻薄，多得難以計數。但非同輩呢？那就說得更難聽了。

　　例如，馬克吐溫這樣說愛倫坡和珍•奧斯丁：「我認為愛倫坡的文章慘不可讀，就如同珍•奧斯丁一樣。但他們還是有差別。付我錢，我會勉強讀愛倫坡；至於珍•奧斯丁，給錢也不讀！」

　　而尼采一生自大，把全天下的人都視為庸才，只有他是天才，他如此說愛默生：「愛默生的一生有如面對珍饈，但他卻把一切都堆在盤子上，無法消化。」

　　文人刻薄別人雖重，但他們比普通人多讀了幾本書，卻也很講究「毒舌頭」的功力。例如，王爾德貶損蕭伯納的話就讓人歎為觀止：「蕭伯納，他實在太棒了。他沒有一個敵人，但所有他的朋友都討厭他。」 這些都是文人的「毒舌頭」，但他們自誇起來時的「滑舌頭」，卻也同樣讓人難以消受。

　　例如，二十世紀的美歐文化藝術才女葛楚德•史坦因這樣自大：「想到聖經，想到荷馬，想到莎士比亞，想到區區在下。」 又例如，英國文豪斯威夫特如此說道：「老天爺！我能寫出這樣的書，是多麼的天才啊！」

　　而另一文豪波普則如此說自己：「我，當然驕傲，我驕傲地看到人們根本不怕上帝，只怕我！」

　　以上這些文人的「毒舌頭」與「滑舌頭」，在文學史上乃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傑出的文人作家，他們都是跑在人類文化發展前端的人物，他們多半有著較大的自我，並且深深地被「創造者的焦慮」所折磨，那是一種高度競爭性的社群。競爭當然不必然要「毒舌頭」或「滑舌頭」，但「毒舌頭」及「滑舌頭」在高度競爭裡產生，卻也並非不自然，這是人類文化與文明做出重大開展的過程中的一項贈禮，也是競爭行為和競爭生態的見證。

　　而這樣的情況，出現在自然科學以及實用科技上，或許就更有趣了。近代科學在過去將近四百年的漫漫長路裡，從擺脫根深柢固的神權統治及神權價值開始，一步步確定了「此人為世界度量」的經驗科學傳統，在這樣的過程裡，科學家的競爭態勢較諸文人作家社群只會更嚴峻，而不可能更輕鬆；那是探索「宇宙與生命奧祕之爭」，其競爭行為當然更加激烈。尤其是到了近代，由於科技的開發除了涉及知識的競爭外，還有更大的產業制度之爭，以及國家利益之爭，因而它已不再只是科學家社群的事務，更把公司和國家也捲入進來。科技競爭的範圍擴大，這已成了科技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

　　而這本《毒舌頭與夢想家》，談的即是頂級科學家社群的競爭故事。它以八個科學領域及科技上重大的突破為主題，詳細爬梳科學史料，再現它們的競爭態勢。這八個競爭課題分別為：牛頓與萊布尼茲為到底誰發展出微積分纏鬥數十年；拉瓦謝和普利斯特利到底是誰藉著氧氣的發現而奠定了化學的基礎；達爾文與歐文為了演化論的正當性而爭；特斯拉與愛迪生為了奠定電力傳輸而翻臉，最後是特斯拉的交流電打敗了愛迪生的直流電；以及二戰期間，同盟國與軸心國為了製造原子彈而做的競爭與科學家動員；近代參與解開ＤＮＡ雙螺旋結構之謎的三組科學家之間的競爭；美蘇間的登月競爭，以至最近蓋茲和艾利森為網路電腦和個人電腦而競爭。由於這八大科學領域及科技上的突破都是科學史，甚至文明史上的超級重大事件，這八個競爭故事對理解科學及科技的競爭本質與特性，遂格外讓人在瞠目結舌之餘，對競爭這個議題有了更大的思考空間。因此，這本書已非泛泛的科普著作，而是具有科學史、歷史及社會文化學縱深的科學思想著作。

　　從概括的科學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已知道科學發展在初期的蒙昧階段，必須衝破層層神學及宗教的知識束縛，始能建構出科學的自主性。這也顯示出科學做為人類的一種活動，它和所有其他活動一樣，會被歷史及社會的條件所制約，要掙脫這層層束縛，就必須付出被壓迫，甚或犧牲生命的代價。在那個科學與反科學間互相對立、競爭的時代，通常伴隨著極為慘厲的一面，而「理性」這個概念的形成，就是科學及人文主義獲勝的報償。

　　然而，當科學的自主性逐漸形成後，科學家本於探索宇宙、物質和生命奧祕的「創造者」或「夢想家」精神而全力以赴的同時，這條道路卻也坎坷重重。科學家除了要向自己的創造想像力挑戰外，還必須面對科學家社群裡的其他成員，以及當時的社會組織，甚或群體大眾。他們面對的是一種最徹底的「完全競爭」狀態。因而科學家那非常「人性」的一面當然也就很容易暴露出來。例如，牛頓其實是個非常跋扈自大的人物，認為只有自己具有探索和解釋宇宙奧祕的能力，因而才出現他和萊布尼茲間長期的惡鬥；愛迪生固然為發明之王，可他固執和褊狹起來，在打擊特斯拉的交流電觀點時，也無所不用其極。在科學真理的道路上，「毒舌頭」和其他領域相同，都很難避免。

　　科學的競爭，當然也有幸與不幸之分。但這種幸與不幸其實又和才具的高下有著密切的關係。普利斯特利在早期氣體的實驗上功高於拉瓦謝，但他綜合抽象思維的能力顯然較為遜色，因而他的貢獻遂讓位給了拉瓦謝，至於華森與克里克並未做實驗，而卻破解了ＤＮＡ的雙螺旋結構，比起其他科學家當然有幸運成分在，但其他兩組科學家落在他們之後，卻非全屬偶然，不能專心、不能合作，或許乃是這兩組不能領先的原因。這也顯示出原創力和合作，乃是科學家社群必備的另一項條件。至於達爾文和歐文之間因為演化論而起的攻防論戰，也顯示出有些時候，真正的大創科學家也需要有像赫胥黎這種能言善辯之士的協助。

　　而最值得關注的，乃是進入二十世紀後，科技的競爭已不僅限於科學家社群而已，企業和國家已開始介入科技的動員和運用；原子彈、登月、電腦科技等都是例證。當然，所謂「科技的民主監督」也就變得益發重要。尤其是展望未來，當生物科技和複製生命有了更大突破，這個問題也將更加迫切。

　　因此，《毒舌頭與夢想家》實在是本值得再三反芻的精采著作。它藉著隱身於八個重要科學及科技突破背後的故事以及頂尖科學家主角間的糾葛，將科學家這個社群的生態和機能做了詳細而生動的揭露，讓人們對「創造者」和「夢想家」這個社群的特性有了更多理解；「創造」和「創意」乃是當代最重要的新課題，有關的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研究也正在興起中。而本書所敘述的科學家社群的追求、行為及競爭關係，足可供做為理解創造行為的參考。

　　其次，由科學家社群在激烈競爭關係裡所表現出來的尖酸刻薄、傲慢自大，甚或免不了的打探偷竊，以及爾虞我詐，我們其實也大可不必為這些非常「人性」的表現而失望。人類「理性」的進步與勝利，原本就伴隨著這種永不停止的「人性」表現而一路走來。到了近代，儘管在科學與科技圈裡抄襲偷竊之事仍難以避免，但競爭的客觀化與規範化不也早就更加清楚了嗎？正如同當我們看著人類由數學及物理學一路走來，牛頓當年的自大跋扈，不也都可以被視為天才的癖性而加以理解了嗎？對於「創造者」和「夢想家」這個社群，無論他們是傑出文人作家或科學家，當我們發現他們原來也有「毒舌頭」時，倒不妨讓我們也更加自勵向上，讓我們的「毒舌頭」不要只局限在政治的口水上，而應多用到更有創造力的方面；兩種「毒舌頭」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本文摘錄自《毒舌頭與夢想家》，南方朔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