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筱瑜

　　八十年代，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造就了思想上的解放，中國先鋒派在文壇上掀起一陣風起雲湧的文學變革，馬原、洪峰、孫甘露、殘雪、格非、蘇童、莫言、北村、葉兆言等人，吸收了西方的文學敘事及哲學思維對傳統敘事進行反叛。他們共同的特徵是故事情節趨於淡化及荒謬性、「反小說」架構及敘事先行、注重語言的修辭策略、遠離現實的寫作、富現代性寓言等。

　　「 1987年，有一位古怪而殘酷的青年小說家以他的幾部血腥的作品，震動了文壇。一時間，大部分評論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莫言幾句素樸的描繪，鮮活的帶出同為先鋒派陣營健將之一的余華。

開端

　　那年，25歲的余華寫出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從這裡，余華開始出發，一步步走進評論家所說的──怪誕、罪孽、陰謀、死亡、刑罰、暴力、冷酷、看不出明確時間、地點，分不出現實與虛幻的世界。他讓人感到震驚，也一舉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基石。

　　余華在1983、1984年開始寫小說，在這之前，他是浙江一個小縣城的牙醫。但他並不是很滿意當時的生活狀態。他戲稱，看了一萬張嘴巴，都是一樣的，他想看看不一樣的東西。於是他每天迷惘的看著窗外，終於讓他瞧出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他看見一群人在街上走來走去，他問道：「你們不上班嗎？」這些文化館的人回答說：「這就是上班。」「文化館的人，到處都可以上班。」於是他決定開始寫小說，過這樣的生活。第一篇小說寫了一萬多字，錯別字問題特別嚴重。當時很狂妄，從最大的雜誌社開始投稿，然後一路排下來。有一天，一通來自北京的電話，一家北京的雜誌社來電話，說很喜歡他投稿的三篇稿子，但要他上北京改稿。還是雜誌社出路費加上微薄的津貼，他才有錢買往北京的車票。回縣城之後，他成了該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位上北京改稿的人，他風光的調到文化館工作，開始了他的文學道路。

　　這樣的開始，說得輕輕巧巧，像極了他小說裡的接近白描的「零度敘述」。沒有過多的道德及藝術加工，然而在細節的描述中，看的人有了「非零度」的感受與想像。在露出的冰山下，有更多實質與心理上的累積。

　　而另一種開始是這樣的。他在文革時期完成小學與中學，幾乎是無書可看。因此他戲稱，充滿謾罵、人身攻擊、色情、挖祖墳的大字報是他初識文學趣味的源頭。18、19歲，當詩人艾略特已是讀完了幾千部古典及現代名著的年紀，他才要開始「讀」而已。他又看到傑克．倫敦寫著：你寧可去讀拜倫的一行詩，也不要讀現在百多種的文學雜誌。因而他開始大量閱讀十九、二十世紀已被譽為經典的文學作品。23歲開始學寫小說，崇拜川端康成，於是他四處搜羅所有川端康成譯成中文的作品及評論家對他的評述。他為了得到一本被搶先買走的《卡夫卡小說選》，買了一套《戰爭與和平》四卷來交換。爾後，福克納、海明威、格來葉、杜也斯妥夫斯基、魯迅、波赫士等，都在他寫作的路上解放了他，讓他知道小說也可以這樣寫，而他也知道要適時的拋棄他們。他認為，作為一位作家他是否優秀，取決於他是否是一位優秀的讀者，一位寫作者，閱讀量絕對要比寫作量多出很多很多。

　　余華寫作很慢、很苦。他剛出道時，常常是苦苦咬著牙，寫了一個小時，才發現有一句自己滿意的話。此時才會感受到寫文章的樂趣，剛開始一天只能寫一千多字。

最初

　　沒有人可以否認，余華創造了一種奇異的感覺世界。《十八歲出門遠行》，描寫一位少年初次離家遠行，一連串莫名的錯位，將旅途推向夢魘般的驚異與恐懼。《一九八六》裡，他讓一個正常人變成殘忍的瘋子，來展現他對文革那個顛瘋時代的思考。《現實的一種》裡，他讓一對兄弟、嫂嫂、弟媳因一場意外而互相殘殺，通篇以輕鬆甚至冷笑的筆觸及鮮艷麗的色調展現暴力的過程，他凌遲著讀者，眼睜睜看著人類一步步走向悲劇，不寒而慄但無能為力。到了《世事如煙》，所有的人物都簡化成符號，多組人物與故事來回穿插成一個複雜的敘事網絡，無名的人物毫無準備且麻木地走向死亡。

　　余華筆下的人物，經常是被抽離了思想，價值，甚至智力，只剩下赤裸裸的人性／獸性和極端的感覺世界。如同暴露在外的牙齒神經般令人觸目驚心，穿梭在現實與虛幻的臨界。評論提到，卡夫卡對現實生活的扭曲變形；法國新小說派的現實和虛幻之間的交錯、波赫士的語言迷宮及魯迅的冷峻，皆是形塑他的敘事風格的精神導師。

　 　莫名形容余華是「殘酷的天才」，他具有很強的理性思維能力，清晰的思想脈絡借助著有條不紊的邏輯轉換詞，曲折但是並不隱晦地表達出來。同時像一位冷酷的牙醫，如拔牙一般把客觀事物中包涵的確定性意義全部拔除了，只剩下血肉模糊的牙床。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