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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義」？還是「天道正義」？——知識份子的空心論述

作者：湯瑪斯．索爾 Thoomas Sowell（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知識份子腦袋靈光、辯才過人，要他們自圓其說來說服他人，一點都不難。但事實上，知識份子常常不循此道，而會採取替代方案。舉例來說，第六章提到的「悲觀派」和「自詡菁英領袖派」因理念不同，一向事事不相讓，但旁人有時只聞爭辯聲，卻不見分析過程與論據。這種論述方式，正是知識份子會使用的替代策略，也是所謂的「空心論述」。

一般而言，出自任何意識型態陣營的知識份子，都懂得避重就輕，做出空心論述。然而，這種策略必須用來維護主流觀點，知識界才會無條件採納。這時，一旦主流觀點充斥媒體、校園、政界，曝光率又夠高，一般大眾便會漸漸習以為常，並和知識界一樣，無條件接受空心論述。但這樣的現象，也只適用於主流觀點，非主流觀點想靠相同的方式大受青睞，可說是異想天開。

在人們看來，知識份子個個天縱英明，學歷又亮眼，有鑑於此，這些人的思考邏輯應該夠縝密，也應該很會據實論述才對。但事實上，當知識份子散佈起政治理念或意識型態，經常避實就虛，除了搬弄字詞外，根本不做縝密論述，所謂的「權利」就是例子之一。此外，他們還會替對手扣上「論述粗糙」、「人格一文不值」、「口是心非」等大帽；有時候，對方明明反對某個觀點，甚至會被這些人視為支持信眾。上述論調，皆為空心論述之屬，而最常見的例子，則要算是「社會正義」了。

「社會正義」

綜觀各種空心論述，流傳最廣、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社會正義」了。「社會正義」這個詞，人們起碼使用了一百年，至今卻仍無確切定義。其實，沒有一種「正義」與「社會」無關，要是某人身處孤島，這個人的所作所為，就無所謂正不正義了。人們之所以替「正義」冠上「社會」二字，或許是想強調群體間的正義比個人間的正義更重要。然而，就算將正義群體化，也無法將「社會正義」的詞義理清。不過，這個詞會存在，或許是由於傳統的「形式正義」不得人心，譬如「一法適用全體」這樣的原則，就導致了一些怨言。作家安納托．馮斯（Anatole France）就曾經抱怨過：「法律之前，富人、窮人一律平等，都不准睡在橋底、沿街行乞、偷麵包，這就是偉大的平等原則。」

簡而言之，形式正義追求的平等，是程序上的平等，而不是結果或效力上的平等，對此，菁英領袖派常常大加批判。不過，在悲觀派人士看來，形式正義是人們所能達成的最佳結果，甚至，人們以此為目標就夠了，這正是愛德蒙．柏克所謂的「所有人就算能獲得相同的權利，也無法擁有相同的事物」。亞歷山大．漢彌爾頓也和柏克一樣，認為「所有人應享有平等權利」，但他同時表示，「只要自由還存在，貧富差距大概就不會消失」。

相反的，對相信人類無所不能的知識份子來說，不只待遇不公令人氣結，更讓人氣不過的，甚至是每個人一出娘胎，人生走向就註定不同。換言之，在他們看來，要是有人出身寒微，影響未來發展，這樣的遭遇不但是不幸，更是不公不義。像是彼得．薩克斯（Peter Sacks）教授，就說過一段話：

　　大學曾經是平等理想的指南針，在今天，卻成了金錢和特權的堡壘，鞏固了不平等現象。以全美的清寒學生為例，在一九七○年，有百分之六的人能取得學士學位，但在二○○二年，比例依舊是百分之六。顯然，清寒學生的大學就學機會，在這三十年來毫無進展。至於這些學生錄取美國頂尖大學的機率，更是比百分之六還低。

人們常觀察身家背景不同的人能獲得的「人生機會」是否有差異，來分析社會階級流動現象。這裡的「人生機會」，指的是各項成就的達成機率。結果顯示，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之間，人生機會總有落差，這種情況，正是心繫「社會正義」的人常煩惱的事。不過，分析成就差異時，如果只看統計數字，是看不出差異成因的，但薩克斯教授顯然不這麼覺得，才會光憑數字就歸因，還認為問題全來自大環境，而非個人價值觀、能力、品行等條件。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個人條件，或多或少會受出身背景影響，潛能開發程度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很多人衡量「人生機會」好壞時，常常將「人生是否公平？」及「社會是否公平？」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人生從來沒公平過，甚至離公平還遠的很。事實上，除了家庭、文化背景之外，人生路途上的種種際遇，都會形塑一個人的價值觀和理想，再加上其他因素，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生機會了。

至於第二個問題「社會是否公平？」這個問題要探討的，是社會習俗與制度究竟公不公平。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僅不能忽略個人或群體的自身條件，也得將所謂的「影響人生機會的外部因素」考慮進去，同時，更不能把社會視為全知全能，以為光靠社會本身，就能讓個人或群體之間的人生機會差異消失。再說，實施某些制度，譬如提高受教機會、除貧政策等，是否就能讓人生機會差異消失，其實還有待探討，要說「一定可以」還太早。

當社會竭盡全力，建立了各種制度，不公不義卻仍然存在，那麼，這就不是社會習俗、規範層次的問題，而是「天道」層次的問題，跟個人的「命」有關。這種不公不義，就不應該冠上「社會」兩個字，應該改稱「天道正義」（cosmic justice）比較恰當。很多人追尋的「社會正義」，其實正是「天道正義」，而當人們追求天道正義卻徒勞無功的時候，或許就會知道追求「天道正義」要付出的代價、要冒的風險是什麼。

對篤信「社會正義」的人來說，勞爾斯的《正義論》，可謂談論「社會正義」的偉大著作。不過，勞爾斯也好，其他信徒也罷，都沒為「社會正義」給出明確定義。但對於「正義」的重要，勞爾斯倒有一番見解：

　　就思想體系而言，真理至上；若就社會制度而言，則是正義至上，兩種情況可說是異曲同工。理論一旦違背現實，就算再漂亮、再精簡，也必須予以揚棄或修正。同樣的，法律、制度一旦不公平，就算再清晰、再有效率，也必須予以廢除或革新。對每個人來說，「正義」是絕對不能妥協的原則，就算是社會福利，也不能凌駕其上。如果我們厚此薄彼，強迫少數人犧牲利益，來成就多數人的福利，這就不是正義了……錯誤的理論，只有在其他理論問題更大的時候，才能予以採納；同樣的，要是某些不公不義非得存在，才能遏止更嚴重的不公不義產生，那麼，我們便能予以容忍。正義和真理，是人類不能妥協的事物。

勞爾斯跟許多「人生機會」論者一樣，主張「人生機會」的差異，是社會「強迫」造成的。在他們看來，個人或群體的特質差異，譬如會讓自己陷入經濟、教育弱勢的行為模式，並非差異成因。其實，即使家境和學習成就相關，也不代表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就算有因果關係，也無法斷定誰因誰果。換言之，「家境清寒」及「低學歷」這兩個現象，可能存在「前者導致後者」的因果關係，也可能都是學習態度、行為、能力所帶來的「結果」。

康寧教授曾經表示：「家境富裕的小孩，將來的成就通常較為出色，而家境清寒的小孩，成就往往較差。」不過，不同小孩之間的成就差異，究竟是基於外部環境因素，還是個人特質所導致，光就康寧教授的發現來看，其實看不出所以然。統計學家常提出呼籲，希望大家不要把「相關程度」及「因果關係」混為一談，可惜，很多人常常聽了就忘。

勞爾斯對「正義」的見解，正是根據當代知識份子的觀點，所統整出的道德論述。這樣的做法，其實早已行之有年，從一七九三年起，高德溫便於其著作《政治正義論》（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中，討論起「社會正義」了。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德溫的時代，「政治」指的是「社會整體」，而「政治經濟」指的是「社會整體經濟狀況」，不是個人、單一家庭、其他組織的經濟狀況。

知識界充滿了各種「至上論」，譬如相信人類無所不能的高德溫，以及當代的勞爾斯，兩人主張的是「正義至上」；至於羅納德．多爾金、勞倫斯．崔柏（Laurence Tribe）兩位當代知識份子，則主張法定權利「至上」，也就是說，必要時，必須為法定權利犧牲其他事物，譬如利益。在這些「至上論者」眼中，某些條件乃不可或缺，其他條件則可有可無。不過，除非魚與熊掌總不可得兼，大家也能認同「某條件至上」的推論有效，否則這些知識份子的主張，本質上就是空心論述。

天下事物何其多，人們可以自由擇一，視其為絕對必要的條件。面對健康、財富、幸福生活等事物，勞爾斯挑了「正義」，最後竟廣獲認同，而其個人著作《正義論》，甚至成了經典之作。究其原因，乃是由於當代知識份子多與勞爾斯氣味相投，同樣主張「正義至上」。

不過，悲觀派人士根本不認為「正義至上」。以亞當斯密為例，這位知名的經濟學家，在寫下《國富論》之前，曾經是位倫理學教授，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正是他身為倫理學教授時寫的。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表示：「即使人們不為善，社會仍可克難苟存。然而，若不公不義四起，必使社會分崩離析。」他雖然和勞爾斯一樣，視正義為德行之首，但出發點卻大相逕庭。在亞當斯密看來，正義只是用來維繫社會的手段，只要「適度存在」就好。柏克也認為「要有正義，才能維繫人類社會」，但是，他心目中的「正義」並不能凌駕一切。柏克曾經說過：「沒有東西是『完全好』的，最多是『部份好』，或是『相對較好』。」對他來說，所謂的「好」，其實是相對的。

「正義」對悲觀派和菁英領袖派來說，都是舉足輕重的條件，但「社會正義」就不是了。面對「社會正義」，菁英領袖派總欣然接納，悲觀派則嗤之以鼻。以海耶克為例，在他眼中，社會正義這個概念「毫無對錯可言，因為根本是胡說八道」，而其他悲觀派人士，甚至連這四個字都懶得提。以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理查．波斯納為例，他曾著書討論「正義」，但在這本書中，根本找不到「社會正義」這四個字。簡而言之，一派人奉「社會正義」為尊，另一派人則視若無物，針對雙方態度的差異，我們可以透過各自的立論基礎，一窺來龍去脈。

菁英領袖派相信，只要讓代決團體制定規範，替眾人作出決策，結果便能盡如人意。相反的，悲觀派則認為人有極限，不可能作出完美決策，只要能建立起社會機制，讓人們得以透過各式政經活動，根據個人需求、知識、喜好進行協商，就很了不起了。勞爾斯總希望社會能「發揮協調作用」，讓結果能滿足所有人，不過這樣的觀點，其實忽略了悲觀派關注的核心問題：決策機制的本質是什麼？可能的決策動機、限制、潛藏危機有哪些？有些事情，明明只有政府有權執行，但勞爾斯卻跟其他改革派人士一樣，認為「社會」應該負責。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含糊其詞，既不顧「社會」所指對象有待商榷，更不討論當官員為了追求社會正義於是獨攬大權的話，後果會是如何。其實，回顧二十世紀的眾多集權案例，就能發現，結局往往是悲劇一場。

若真要推動勞爾斯等人的「社會正義」，到最後，「社會」內涵不只會消失，還可能變成「反社會」。再說，就算每個群體能享受平等待遇，這樣的結果，依然與不符合勞爾斯主張的「公平」。對勞爾斯來說，「薪資和財富的分配方式」雖然重要，但他更想宣揚一種「正義」，讓「天賦、機緣的影響消失殆盡」。換言之，勞爾斯不單單關心群體，也會關心每一個人，探討所有人的「人生機會」。

他曾經表示：「天賦跟出身背景一樣，都不是每個人應得的。」由此看來，他的「正義」無非是「每個人無論出身背景，都必須獲得相同的成就」。此外，他更認為：「家產有多有少，好比天生智力有高有低，都是不公平的現象。」總的來看，勞爾斯心目中的「社會正義」，顯然是要與命運抗衡，消除天註定的不公，不過，既然這些不公並非源於社會政策、制度，更非政策、制度所能改變，那麼，所謂的「社會正義」還是改稱「天道正義」比較合適。

事實上，每個人可能因為生理條件、家庭背景差異，而有不同的大腦、身形、音色、容貌，或是能獲得不同的知識、價值觀，這時，所有人要能達到類似的成就，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由此看來，試圖讓大家的人生機會一致，和透過法律或制度讓每個人受到平等待遇，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同樣的，探討人生機會相不相同、公不公平，和探討社會制度是否公平，能不能讓每個人接受平等待遇，更是兩個南轅北轍的問題。不過，混為一談的人還是很多。

以心智測驗、學習評量測驗為例，很多人常以「針對不同群體，得到的受測結果不同」為由，批評測驗不公。不過，有人只用了一句話，就點出問題癥結：「不公平的不是測驗，而是人生，測驗只是用來反映人生樣貌而已。」換言之，「反映差異」完全不等於「導致差異」，不管是就能力、經濟狀況或其他面向而言，這兩件事都是不同的。

即使廢除了這些測驗，人生也不會變公平。如果心智發展、學習成就一開始就不如人，到頭來，大概還是會繼續落後。要是學齡前測驗失效，無法立即反映差異，等到進了校園或職場，問題遲早會暴露出來。但話說回來，越早發現問題，就能越早補救。要是想模仿多元文化論者，試圖靠遣詞用字抹除落異，其實是無濟於事的。

綜觀所有社會，沒有一個能讓大家的人生機會一致。然而，對很多「社會正義」人士來說，不平等也好，不公也罷，都是因為「社會」出了問題。同時，這些人還會嘗試勾勒空前的新社會，甚至自認能親手搭建，實現人們長久以來的夢想。在這些人看來，光是提供平等待遇，是不足以落實他們心中的「社會正義」，或是所謂的「天道正義」的。但實際上，他們所鄙夷的「形式正義」，包括「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治政府」等概念，根本連落實都談不上，而人們為了達成目標，更是努力了好幾百年，不過，還沒成功前，許多人就因此斷送性命了。

在某些社會裡，人們確實有鹹魚翻身的機會，不過，真要能白手起家，成功由貧轉富，甚至是獲得關鍵能力，以及培養出自律等重要態度，通常還是得靠成長背景支持，或是有貴人相助，才能達成目標。對於「人生而不平等」的現象，社會雖然能作點補救，但能做的事畢竟有限，像是針對「過去」，社會就沒辦法作出改變。正如某歷史學家所言：「是我們身上有過去，而不是我們活在過去當中。」

回首二十世紀，我們會發現，許多政府號稱理想遠大，藉此掌握無上權力，最後卻荼毒國民，奪去數百萬人的性命。如果有人認為「社會」能「發揮協調作用」，以便成就美好結果，但卻不詳述操作方式、代價或風險，那麼，這個人顯然沒把罹難者的苦痛放在眼裡。

勞爾斯的「正義」只顧結果，不問協商過程，這麼一來，反倒矮化了協商機制，讓協商行為變得可有可無了。勞爾斯曾說：「價格機制會讓市場變競爭，這樣的機制，沒有考慮需求，因此，不能光靠價格機制來分配資源。」但這樣的觀點，等於是允許第三方手握大權，替廣大民眾裁定何謂「需求」，同時，也會讓這些代決人士自命不凡，懷抱「天下知識、智慧皆藏於我」的美夢。

另外，勞爾斯也希望，「天賦接近、興趣類似的人，無論扮演何種社會角色，都能獲得同等成就」。但這樣的想法，依舊忽略了「協商過程」。試想，就算某些人天賦接近、興趣類似，對於這些人的情形，第三方能了解多少？當第三方手握大權，以為「天下知識皆藏於我」，又只憑有待商榷的「社會正義」行動，到頭來，常常跟賭博沒兩樣，可能會導致社會動亂。光以「社會可以發揮協調作用，成就美好結果」為由安撫他人，好讓自己繼續賭下去，多半會出問題。

勞爾斯認為，「對每個人來說，『正義』是絕對不能妥協的原則，就算是社會福利，也不能凌駕其上」，由此看來，他顯然重個人正義、輕他人福祉。如果要實現「社會正義」，就得犧牲多數人、圖利少數人，那麼，所謂的「社會正義」不如改稱「反社會主義」，或許還更貼切。

出處：遠流出版《知識份子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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