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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知識份子與市場經濟

作者：湯瑪斯．索爾 Thoomas Sowell（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方法五花八門，不管是什麼方法，知識份子向來樂於支持。政府經常針對企業及整體經濟局勢進行干預，在經濟衰退或進入大蕭條時期，政府更常使出這一類的干預手法。

企業管理

沒有企業經營實務經驗的知識份子，卻總是表現得非常了解企業，不僅能判斷營運疏失，也能裁定管理階層的薪資是否合理。杜威曾說：「企業家總是投入多少就拿回多少，一分不差。」然而這句話沒有任何證據，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在知識界十分流行，不僅人人琅琅上口，時間一久，大家也就不加思辯，視為理所當然。許多人以為經營企業易如反掌，從十九世紀開始，作家愛德華．巴勒米（Edward Bellamy）就在其著作《百年回顧》（Looking Backward）中發表這類見解。列寧也曾表示：「經營企業一點都不難，只要識字就做得來。」對他而言，企業老闆領的錢不應該比員工多。然而，自從列寧成為蘇聯領袖之後，這個共產國家便多災多難，引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滿目瘡痍，饑饉四起」。這位蘇聯領袖在執政三年後，終於在一九二○年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公開改口：「許多人愛談企業管理，但是他們的想法和門外漢沒有兩樣，而且還經常仇視專家。」列寧除了改變念頭之外，政策也跟著大轉彎，推出了新經濟政策，以便讓市場運作更自由。在此之後，蘇聯的經濟才逐漸回春。

對於「經營企業很容易」這種想法，列寧是第一個加以驗證的人。實驗證明，這種想法大錯特錯。二十世紀時，大部分的共產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歷經挫敗，決定在世紀之末開放自由市場。轉型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反倒起死回生，印度和中國就是其中兩個經典範例。

知識份子評斷企業主的標準，經常與經營管理無關。例如老羅斯福總統曾言：「和有錢人說話真累。我本來以為這些家財萬貫的企業大亨，應該具備不凡的談吐。但是我後來發現，富翁除了自家的企業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懂。」

老羅斯福總統可說是個什麼都懂的人。他的政治經歷豐富，曾經治理市政、州政、國政，甚至涉足國際事務。他不僅學富五車，也是著作等身的有識之士，曾經撰文討論各式議題，其中包括一八一二年英美戰爭的海戰史。這部海戰史，甚至成為美、英兩國海軍官校數十年來的指定閱讀書目。老羅斯福治理市政及州政期間，由於薪資不足以補貼家用，只好靠寫作賺錢。此外，當時他的農場生意不斷賠錢，因此寫書成了他的收入來源。他最後共完成十五本著作。既然老羅斯福曾經靠著產出觀念來獲取報酬，因此符合本書「知識份子」的定義。

一位替老羅斯福總統作傳的作家曾說：「老羅斯福學識淵博，美國古今無人能及。」確實，就聰明才智而言，幾乎沒有任何企業主能與老羅斯福總統較勁。但其實也沒必要較勁。在不少領域中，凡是成就出眾者，通常是該領域最專心投入的專家，也就是擁有無限熱情、如瘋子般全心鑽研的人。譬如棒球選手貝比．魯斯和西洋棋大師巴比．費雪，兩人各有專長，因此不會被當成文武全才，而且如果真有人期待他們是文武全才，肯定會大失所望。此外，如果用知識份子的標準來衡量非知識份子，就容易覺得這些非知識份子的工作報酬太高，以他們的能力不配領取高薪。然而，這句話的前提，必須是「勞力」比「腦力」廉價。事實上，會大聲主張「勞力廉價」的人不多，可是就如同凱因斯所言，許多想法的前提根本不成立，卻依然甚囂塵上。

另外，知識界人士經常誤以為企業家應負起「社會責任」。他們總覺得，企業家只要在做出決策之後，如果能好好思索各種後果，就算盡到責任了。首先提出這個說法的是美國總統威爾森。威爾森曾經擔任學者，後來轉戰政壇，也算是一個知識份子。他曾說過：

　　一個人即使汲汲營營、鎮日逐利，只要能夠心念社會利益，不忘回饋，就不是可怕的惡棍；但如果這個人只是為了圖利特定族群，他的行為就名不正言不順了。

這麼一來，衛浴管線材料的製造商就不能只生產高級水龍頭、水管、浴缸而已，即便再加上商品價格合理這項條件，依然不是稱職的製造商。在威爾森看來，製造商必須要變身「哲學家皇帝」，詳盡思索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聯，就算議題再虛無縹緲，也不得輕忽。事實上，這種要求實在太高，無論商界、學界、政界或其他領域人士，恐怕沒有人能做到。杜威對此大為感慨，並且認為企業員工和老闆都是一個樣，「不懂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意義與影響力。」

知識份子可能會想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論是專業領域內或專業領域外的），可以對社會帶來多廣泛的影響。然而，即使他們犯錯，不管錯得再嚴重、再長久，也不太有人指正他們。企業員工與老闆們之所以不反思自身影響力的問題，或許是因為自知能力有限，寧願選擇較為務實的路線罷了。

企業生產現代社會所需的商品，讓大眾的生活過得更舒適。企業產銷效能有時升，有時降，背後都有其原因，但是知識界人士從來不加思索，反而指稱企業無良。知識份子還會以正義天使自居，聲稱要討伐邪惡的勢力。以老羅斯福總統為例，他於一九一二年接受美國進步黨提名角逐總統寶座時表示：「世界末日即將到來，我們要為上帝的榮耀而戰。」老羅斯福還特別向商人宣戰。他說：「商人賺取的利潤，如果是透過減少員工的薪資或哄抬物價榨乾消費者荷包而來，我們就會採取行動加以反制。」

評論企業的旁觀者，通常沒有實際經營企業的經驗，更沒有亮眼的商業成就（例如老羅斯福總統）。然而他們卻能判定商品售價是否「過高」、員工薪資是否「過低」，並且把這些他們深信不疑的想法變成法令規範。從老羅斯福總統開始，一直到後來的其他評論家，經常在企業決定降低商品售價時，跳出來指責業主以壓低員工薪資來降低生產成本，以達到降低售價的目的。實際上，企業是因為產能的提高才降低售價，並非壓低員工薪資。不過，就算事實擺在眼前，身為旁觀者的評論家依舊指責企業不仁不義。

企業有沒有「控制權」？

知識份子搬弄文句的另一種方式，便是偷換詞義。換言之，他們暗中調整語詞的定義，讓字面不變，意義卻與原義或常用意涵大異其趣，甚至完全相反。最常被動手腳的詞彙，就是「自由」（freedom）和「權力」（power）。「自由」的原義是「不受他人拘束」，「權力」的原義則是「限縮他人選擇的能力」，但是當這兩個詞彙涉及經濟議題，再經過知識份子的一番攪和，詞義就變調了。因此，就算企業只是提高商品品質或降低商品售價，讓消費者的選擇增加，並且吸引消費者前來選購，還是會被認定為「控制」市場。

換句話說，消費者購買產品時，如果認為某個品牌比其他品牌便宜或精良，旁觀的評論者便會毫不遲疑認定受青睞的廠商運用「權力」來「控制」消費行為。換言之，假設四分之三的消費者選擇購買甲公司生產的A產品，而不考慮其他品牌，許多人就會說甲公司「控制」了四分之三的市場。但事實是：當其他廠商的同型產品品質更精良時，消費者有權改變心意；而當新推出的B產品取代A產品的地位後，消費者也可以乾脆不買A產品。由此觀之，具有控制力完全主宰市場的，其實是消費者。

歷年來不乏所謂「控制市場」的企業，但是很多企業不僅在「稱霸市場」數年後便黯然退場，最後更走上宣布破產一途。以史密斯可洛納（Smith Corona）公司為例，這家打字機公司於一九八九年間在美國佔有超過五成的市場，但是短短六年後，因為個人電腦取代了傳統打字機，該公司以破產告終。然而，無論在知識份子的著作或是在反托拉斯的訴訟法庭上，出色的銷售數據卻經常被扭曲為「控制市場」。其實，即便像史密斯可洛納這種輝煌一時的公司，對市場也沒有任何控制力，消費者仍然可以購買其他品牌的打字機，或是什麼都不買。

「消費者的選擇權」被當成「企業的操控權」，這種情形屢見不鮮，大家也因為習焉不察，完全不去思考詞彙背後的意涵。結果，事實變成憑空臆測，企業因為似乎有能力「控制」市場而成為「權力」的化身。這種說法一旦成為定論，就會不斷有人要求政府有所作為，施展經濟學家約翰．蓋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謂的「制衡力」（countervailing power），以便讓消費者獲得保障。企業和政府看似都有「權力」，不過，政府的權力才是真權力，因為人民不能自行決定是否遵守政府的法令規範，但是消費者可以選擇不向「權力」最大的國際企業購買商品。以零售業龍頭沃爾瑪為例，雖然該企業分店遍及全球，但還是有人從來不到沃爾瑪任何一家分店消費，沃爾瑪也莫可奈何。

蓋布雷斯教授早年的著作《美國資本主義：制衡權力觀》（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本書中提到：「如果市場出現掌權的一方，那就非要有制衡的一方不可。」因此，蓋布雷斯表示：企業日益壯大後，約束員工的權力也會擴大，以致員工必須組成工會以求自保。然而，就歷史的記載，美國工會的發跡處並非大型企業，而是源自建築業、貨運業、煤礦業等小型企業。至於鋼鐵業、汽車業的員工開始組織工會，已經是更久以後的事了。

姑且不論史實為何，對蓋布雷斯而言，最關鍵的制衡權力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有了政府的政令支持，例如一九三五年通過的全國勞動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小蝦米就能施展制衡的力量，與大企業的「權力」壓迫相對抗。蓋布雷斯表示：「在現代經濟體系中，政府的制衡權力舉足輕重，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調節機制。」不過，既然他認定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的大企業是在施展「權力」，那麼他所談論的「權力」，就不再只是「限縮選擇的能力」，就連「擴大選擇的能力」都包括在內。

許多人認為，意志可以決定物價。在這些人當中，蓋布雷斯大概是最受矚目而且辯才最佳的一位。蓋布雷斯認為：新的競爭者如果想加入市場戰局，與當紅企業一決高下，可能會因為經驗不足，受到具有優勢地位的霸主阻撓，而且只要時間一久，市場就會出現寡佔的局面。蓋布雷斯表示：「賣方因此能掌控物價，而大企業是幕後主使者。」事實上，消費者固定與某些商家做生意，通常是因為這些商家的商品相對低廉，但是對蓋布雷斯來說，賣家之所以能調整自家售價，讓價格有別於其他賣家（指訂定較高的售價），是因為掌控了「權力」。這裡的「權力」，指的正是他重新定義的「權力」，也就是將業績、利潤與企業規模一把抓的能力。

蓋布雷斯因此做出以下結論：「想知道企業握有多大權力，從企業的規模就能窺知一二。」這句話看似有理，但實際上，蓋布雷斯從未仔細驗證過。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只要一談起大企業的「權力」，都頻頻暗示：「倘若企業規模越大，他們哄抬商品價格的權力也越大。」這種影射既無根據又難以驗證，但卻是知識份子常用的招術。這個現象不只出現在蓋布雷斯的時代，更早之前就已經是如此。這種影射的伎倆，甚至還在十九世紀促成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以及其他箝制大企業「權力」的措施紛紛出現。

謝爾曼法案通過的年代，許多小公司經過合併而成為規模龐大的企業，但卻未出現「企業壟斷、物價飛漲」的情形。事實上，當年由於企業擴張帶來規模經濟，商品的製造成本也隨之降低，企業因此能以低價獲利，業績也蒸蒸日上。因此，當時的物價其實是節節下降，絕非扶搖直上。以原油為例，一八六○年間，每桶價格最低為十二美金，最高為十六美金，但是在一八七九年至一九○○年間，每桶售價卻不到一美元。就鐵路運費而言，從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七年，運費足足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四。再以鋼軌為例，一八八○年，每噸鋼軌為六十八美元，十年後，每噸只要三十二美元。此外，糖、鉛、鋅的價格在這段期間內也呈現跌勢。

亨利．福特是第一位實施量產的企業主。當年，福特公司的員工薪資傲視群雄，並提供許多低價車款，例如經典的T型車款，讓車子不再是富人獨享的專利。那時候，汽車業連工會都沒有。這些事實歷歷在目，但是後來在進步年代的知識份子，包括老羅斯福總統，卻對這一切視若無睹。老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甚至以反托拉斯法起訴國內經常降價的企業，像是標準石油公司及大北方鐵路公司等。老羅斯福不僅希望能施展政府的權力來實施所謂的「大集團管制」，更曾公開表示：「霸權有很多類型，其中最醜惡、最下流的，莫過於富豪主導的財富霸權。」

老羅斯福認為標準石油公司「撂倒了競爭的同業，因此大發利市」。這番話雖然沒錯，但是對消費者而言，該公司的石油之所以便宜，與霸權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後來的進步年代出現許多爆料書籍，其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是艾達．塔貝爾（Ida Tarbell）撰寫的《標準石油公司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該書指出：洛克斐勒所創立的標準石油公司，銷售業績在一八七○年便已經登峰造極，但是這位大亨卻仍持續擴大企業規模，拼命提升獲利空間。對於洛克斐勒的作為，塔貝爾評論：「他也該心滿意足了吧！」暗示著洛克斐勒貪得無厭。

然而，該書問世後一百年，有人進行了一項研究，並且獲得以下結論：「當時的油價根本就持續下跌，但是閱讀《標準石油公司史》的讀者，可能不會發現這個事實。」對於油價下跌，不僅《標準石油公司史》隻字未提，許多歷史著作也省略不談。然而，洛克斐勒努力開拓財源的同時，消費者是否會因此蒙受損害？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但是細究的人卻不多。洛克斐勒是提升石油生產效能的大功臣，要是當年不持續經營這項事業，導致石油成本與售價雙漲，消費者就可以因此受益嗎？這個問題完全沒有人提及，當然也沒有人回答。

許多人認為標準石油公司可以比同業支付較低的運費，因此心生不滿。這些人的論述建立在「假想」情境與「假想」人物之上，導致自己怒火攻心。這些人沒有發現，標準石油公司的業績之所以長紅，而其他石油公司紛紛破產，是因為洛克斐勒的經營管理有其獨到之處。舉例來說，標準石油公司使用儲油罐來運送石油，其他公司則把石油裝於油桶中，相較之下，前者的方式不僅較為方便，也可降低鐵路業者收取的運輸成本，因此洛克斐勒只需支付較低的運費。

這種收費標準合情合理，但是老羅斯福總統卻不以為然。他其實並不懂經濟學，而且也曾經投資失利，把繼承而來的財產賠掉一大半，但是他卻認為運費必須一視同仁，應該明文禁止「各種折扣方案」。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起草人是參議員約翰．謝爾曼（John Sherman），他也是因為受到某家煉油公司之託，主張立法取消運費的價差。該家煉油公司就是以油桶來運送石油的。其實，現今的石油雖然以「桶」為計量單位，但卻以洛克斐勒率先使用的儲油罐來運輸，藉著大型油罐車和油輪，分別以鐵路、公路及海運方式運送石油。

另一方面，一家企業只要降低商品的售價，就能打擊其他售價較高的競爭同業。這一點雖然不證自明，但還是有許多知識份子對此提出異議，就連政治人物與法官，也試圖以政令或判決來打壓降低商品售價的公司。不論二十世紀初的標準石油公司、後來的A&P連鎖超市，以及現今的沃爾瑪超市等企業，都曾是這些人打壓的目標。

簡而言之，當企業因為降價而獲得亮眼的業績時，很多人會視之為「權力」的展現，並且呼籲政府施展制衡力。他們的目的不只是進行論辯，而是企圖以「保護消費者」之名，促成各種政令及判決，以便處罰削價競爭的企業。

假設某個國家的某間企業，是國內唯一一家生產某類產品的製造商，到了全球化時代，這樣的情形也不算是壟斷，因為只要有類似的外國企業進入當地市場，消費者就有其他的選擇。以美國底片市場為例，本土公司只有伊士曼柯達，但是走遍全國大大小小的相機專賣店，依然可以買得到日本富士、英國依爾福及其他外國廠商生產的底片。至於競爭激烈的數位相機市場，美國製造商甚至不是供應市場的主力。總之，伊士曼柯達公司本來可以在不影響銷量的情況下提高底片價格，但是來自國外的競爭者卻從旁殺出，讓伊士曼柯達備受威脅。就算伊士曼柯達公司規模再龐大，依舊會遭受到競爭者的威脅。事實就是如此，但知識份子卻不這麼認為，還總是與事實唱反調。

出處：遠流出版《知識份子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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