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流活用中文大辭典》出版緣起

　　文字是知識的載具，推動文明前進的力量。識字的渴望，促成了「字典」的出現，字典之後，辭典、百科全書相繼出現，「辭書」這一特別的書種，於焉成形。其編纂甚至成了國力的一種表徵，所謂「盛世修典」即是。

　　中文字典的歷史，可遠溯自漢代的《爾雅》，其後一分為三：以《說文解字》為代表，研究字形的「字書」；以《廣韻》為代表，研究音韻的「韻書」；以《爾雅》為代表，研究字義的「訓詁」，又稱「雅書」。此三系統，分途發展，各有所專，最後在清代，經由國家的力量，纂輯出了《康熙字典》。「字典」的意義，即此被彰顯了出來：一方面用來規範整個社會的語言文字；另一方面則本身即是一種典範和標準。

　　一九一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陸爾奎所主編的《辭源》，此為中國「辭典」之濫觴。「辭典」與「字典」的差別，根據《辭源》的說法：「積點畫以成形體，有音有義者，謂之字。用以標識事物，可名可言者，謂之辭。……。故有字書不可無辭書。」簡言之，字典著重在「收字」，辭典則於單字形音義的解釋之外，更著重於「收辭」。相對於「字」的穩定，「辭」經常會隨著世代的遞嬗、族群的交往、社會的變遷、學術的發達、資訊的流通而生死增減。也因此，能否映照呈現其「時代性」，便成為辭典的最重要特質，此亦所以「字典」較少增補，而每過一段時間，「辭典」便需修訂的緣故。

　　新世紀前後，高科技突飛猛進，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從實體到虛擬，全球資訊波動洶湧，沛然莫之能禦，人類進入空前未有的資訊爆炸時代。以中文世界為例，網際網路無遠弗屆，漢語聯繫了所有中文族群；兩岸解凍，正體簡體注音拼音交流轉換，各種新舊詞彙、流行話、慣用語、方言俚語、舊詞新說隨緣起滅，積漸成解，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舊有大辭典的修訂緩不濟急，一部切合新時代需要的中文大辭典的出現，遂成為當務之急。《遠流活用中文大辭典》即此應運而生。

　　此一大辭典，自主編陳鐵君先生發願之日起算，至面世之時止，前後十五寒暑更迭。所動用兩岸人力物力，難計其數。原稿暨前後列印校對稿紙總數，足可填滿一小屋。其造字之艱難、索引之周延，前所未見。字體繁簡正異兼收；字音注音拼音皆備，且及「通用」「漢語」兩系統；字義苟其已見約定，則不論新舊詞彙，皆詳列釋義，舉例以示，以便活用。兩岸五十年的語文天塹，遂得藉此「一葦」過渡；中文世界同詞異解、同解異字等種種隔閡違礙，亦得有一判別之根據。

　　所遺憾的是，陳鐵君先生反復琢磨砥礪，長期埋首蠅頭小字，整輯排比，鏡別源流，不幸積勞成疾，竟於二○○五年夏天與世長辭，未及親見此書之出版。值此書成之日，追念其人，不禁想起十八世紀英國文豪，亦即著名的《英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主編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所稱辭典編纂實一「無償勞作，雖成無榮」（success without applause, diligence without reward）的公益事業，而為之感慨良久。然而，及身的榮耀雖不可親得，後人的感念卻永恆長久。此書出版之時，實亦即陳鐵君先生將與許慎、陸爾逵、舒新城、王雲五、鄺其照、林語堂、諸橋轍次等諸辭書編纂先賢並列，同為中文使用者永誌不忘之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