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回來半年，我接到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七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邀請函，試探著向警備司令部申請出入境證，竟然獲得批准，同樣的由蕭桃庵把出入境證當面交給我，仍是一句「國事維艱，請多體諒」的吩咐。 這是我第一次美國之行，除了發現「大人小孩都會說英語」外，使我最驚訝的是，美國人的禮貌多端（後來才發現日本人的禮貌更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條不紊，並且了解：斑馬線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車禮讓的功能，而台灣的斑馬線卻是專門引誘行人深入埋伏，以便汽車撞死的陷阱。

        詩人大會後，我在舊金山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以及在洛杉磯，各作一次演講，最後紐約一站演講，安排在孔夫子大會堂，當我再一次把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聽眾中一位先生提出：

        「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我說，「應該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榨，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

        一位聽眾激動的一躍而起，斥責說：

        「你從台灣來，原希望你帶來鼓勵我們的好消息，像反攻大陸已經準備完成之類，想不到你卻來打擊華人的民心士氣，羞辱我們祖國。」

        我呆了一下，時到今日，竟然還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實在難以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謊。但這項行動立刻引起嚴肅的關切，紐約《華語快報》在社論上呼籲華人社會對我不可提出尖銳的問題：

        柏楊來紐約市，在紐約知識份子圈中，捲起了一個熱潮。不管是右派、左派，或自由派的知識份子，都爭著和他談話，都爭著邀請他舉行座談會，於是柏楊夫婦忙得團團轉。但是也有很多真正愛戴柏楊的讀者，憂心忡忡。

        憂心忡忡的原因很簡單，紐約市華人社會，是一個五花八門的社會，在政治上有左、右、中、獨，各種派別，這些人各有各人自己的一套想法，都希望能和柏楊交換意見，從好的地方來看，這是柏楊吸收新看法的一個好機會，但是如就柏楊本身的安危來看，這也可能包含有使柏楊回台灣後再坐九年監獄的危機。

        台灣在民主與人權上，最近雖然有一些進步，但是在對付共黨和台獨份子這兩方面來說，常常是有理說不清的。在台北與左派份子接觸就可能是滔天大罪，但在美國來說，和左派份子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何況人人都想接近的柏楊。雖然在一次右派舉行的座談會中，我們可以聽出這位對台灣的社會與政治批評很強烈的作家，對共產主義是反對很強烈的。但是柏楊在台灣，也曾被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員，戴過紅帽子。這一次柏楊接觸了那麼多各種政治意見的人，在公開場合說了那麼多的話，如被斷章取義，要戴他紅帽子，也不是很困難的事。

        有的人認為，這是台北方面的錯誤，應該要台北方面改正，不應該自我約束。但也有人認為，如果真正愛護柏楊，便應該為他著想，為他的安全著想，儘量使台北方面不要誤會他。

        回台北後的第二年（一九八二），我和香華又去了泰國北部。《異域》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親自到過異域現場，寫作的 內容又被忠貞份子指控為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這句幾乎在每個政治犯判決書上都會出現的話，是一頂足以致人於死的鐵帽。想不到時代在變，現在反而激起讀者急於追問大撤退後孤軍的命運，《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先生要我往泰國北部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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