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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大膽詮釋馬克思

作者：葉啟政

　
▲對台灣的學者來說，能夠有機會到英國牛津大學（一九八二～八三年／左圖）訪問一段時間，以及到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年（一九八七～八八年／右圖），都可以說是特殊的緣份。牛津令我難忘的當然是到處可見的典雅細緻古蹟，總是引動了歷史的幽思，那充滿書香且琳琅滿目的布拉維爾書店（Blackwell Bookstore）更是常令我流連忘還。但是，最令我懷念的還是那裝潢簡單但古樸的談天咖啡廳（Chitchat），午後一杯英式紅茶與一份英式鬆餅，總是叫人有著詩意的滿足。維吉尼亞大學，最令我難忘的，是那特殊的傑佛遜式圓頂建築，冥冥之中似乎可以感覺得到傑佛遜的幽靈依然站在遠處的曼第伽羅山頂上拿著望遠鏡監督著工人蓋校舍一般。

對我來說，在台大社會學系如何教授〈社會學理論〉，才是當時最大的挑戰。

之前在政大教書時，由於我剛剛回台，又深知政大的黨校背景，因此，採取了較為保守的態度，教學「不一定全都非講不可」為原則，講白一點，就是會跳過馬克思不講，因為，在當時的統治者眼中，馬克思的思想是邪說，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言論禁忌，一不小心，就可能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是殺身之禍。然而，做為一個在大學教授社會學理論的社會學家，我知道，我是不可能、也不應該迴避不談馬克思的社會思想的，尤其，在台大社會學系擔任教職將是我一輩子的工作，我沒有理由迴避，倘若再為自己扣上知識份子的「良知」期許，我更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託在課堂上不談馬克思的思想的。

在我的認知裡，不論同不同意馬克思的見解，我們都不能否認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也不能否定馬克思乃是懷著人道主義的信念批判資本主義，希望無產階級擺脫被壓迫的悲慘處境。因此，講述馬克思的思想時，固然必須論及物化、異化、剩餘價值等概念，更必須肯定其所持有的人道主義立場，因為，在西歐社會發展史中，這是極具歷史意義的核心概念，不容輕易忽視，一忽略了，就把至少文藝復興以來之整個歐洲的精神扼殺掉。有鑑於此，當時我就認為，就算國民黨當局及有關單位無法忍受這種定位，我也非講不可。今天回想起來，當時的我，或許因為長期被這個專制的政權壓制著，內心有著衝動，想要以此向既有的體制挑戰。總之，在幾經內心的掙扎之後，我決定不只要教授馬克思的思想，也應當面對著可能來臨的政治壓力，給予「公允」的評論。況且，到了美國接受社會學理論的薰陶之後，我自己的思想底處早已有左派的影子，至少，對左派思想所蘊涵的人道主義關懷是相當心儀的。

當時，蔣經國主政的國民黨政權仍然牢牢控制校園中的言論，這樣的局面是相當現實的，不可能完全予以忽略。決定要在〈社會學理論〉一課中講授馬克思的思想後，隨即產生困擾：我要如何不得罪有關當局，又能保有身為知識份子的基本良知？我最後採取的做法是，對於馬克思的思想，在褒之後，也給一點貶的成份。或許，這麼做顯得有點阿Q，對冷酷且狡黠的國民黨情治人員來說，更是顯得幼稚，但是，當時的我相當單純，真的始終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做法。於是，幾年下來，在談論馬克思思想的最後，我始終一秉初衷強調：「基本上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總是略微批評一下他的思想固然可能把私有化之經濟力的「邪惡」本質瓦解了，但是，即使實行了共產主義的體制，人們依然無法完全化解依舊存在的政治權力所可能帶來壓制、宰制與剝削的濫用。

至今，我仍然不相信「基本上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這句話（正衝著當權者視馬克思想為邪說的對抗性結論），國民黨的情治單位會不在意，而不成為可能替自己惹禍上身的禍因。當然，這可以從情治單位（包含國民黨青年工作黨部）的檔案中去求證，可是，我沒有這份權力接近檔案，況且極可能已被銷燬了。再說，陳年舊賬，實在也沒有再追究的必要了。說來奇怪，我被記的賬卻是我在後面會提到的另外一樁——介紹韋伯的權威類型時，我以毛澤東與蔣介石兩人為例來解說神才權威的類型。我想，我的錯誤是把「民族救星」蔣介石拿來與「民族罪人」大壞蛋毛澤東等同看待，嚴重侮辱了偉大的領袖吧！所以，對國民黨情治人員來說，或許，馬克思的思想太抽象，也太遙遠了。他們真正在意的只是力求百般維護蔣介石這個政治圖騰，這才實際而直接。這麼一來，他們以此記我的賬，也就一點不奇怪，不是嗎？

我在後面會提到在一九九一年，我的學生陳正然先生因「獨台會案」被捕，情治人員到他家搜索時，看到一些書籍封面有馬克斯．韋伯的字樣，就說他是馬克思的信徒，要沒收。陳正然只好苦笑：「此馬克斯非彼馬克思，不是同一個人。」但是這些情治人員不相信，書最後還是被沒收了。其實，這種情形也曾經在郵局與海關人員檢驗自國外進口書籍時發生過，在那個年代裡，是稀鬆平常，見怪不怪的。

蔣介石從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趕到台灣以後，一直即稱自己的政權所統治的是「自由中國」，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是處於水深火熱鐵幕中的「專制中國」。國民黨總是告訴我們，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權是受到保障的。這當然是相當諷刺，讓我不禁想起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歷史學家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前後之法國社會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一書中，曾形容十八世紀大革命前法國王朝統治階層的官員：「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及至壓迫人還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用這句話來形容當年國民黨政權的官員，說來倒是相當貼切。

在我們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大學裡不但有軍訓教官擔任政權的耳目，監視老師與學生，校園裡更遍佈「忠黨愛國」的「職業學生」，有的來自國民黨黨部，有的來自調查局，更有的是來自當時的「東廠」——警備總部，不一而足。當然，他們之間並不知彼此的身分，上課的重要「任務」就是負責監聽老師（與學生）的言論——尤其是一些被有關單位認為可能有問題的敢言學者，定時向上級「打報告」。據我所知，社會學系大學部的課堂上就有這樣的職業學生出沒，他們倒也不一定是社會學系的學生，可能只是以旁聽名義出席，老師根本無從辨認台下誰是職業學生。

因為知道有這些職業學生在座，我對時政的批評總保持一定警覺意識，不至於論得高興就口無遮攔，心理上的警戒總會讓自己知道甚麼時候要煞車。我自以為已經學會保護自己了，而事實上也一直沒有引發明顯難以忍受的恐怖外在壓力，儘管有了一些小插曲。不過，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黨部已經把我列管，留下厚厚的檔案記錄。

當時有一個政大東亞研究所的學生來聽我講課，後來，他在國民黨青年工作會工作，有一天他特地來拜訪，善意向我透露：「葉老師，我必須要跟你說，你在我們那裡有厚厚的一疊檔案」。他問我在上課時有沒有講過某些話（我已忘了他提到的那些話），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有」，他說這些檔案上都有記載。而且，我還被判了五種「份子」的名號，目前，我記得三個——危險份子、反動份子、搗亂份子。在那一刻，我終於體會到當年殷海光先生的心情。我在哲學系唸書時，當然聽過殷老師被監視、打報告的各種傳聞（他於一九六七年被停止教課以免「毒害清純的心靈」），但那時只是學生，不會有特別深刻的感受，等到我自己當了老師，清楚知道自己課堂上的言行被「職業學生」監視、並向有關單位報告，那種深刻的受辱感受才浮現出來，也才深刻體會一個專制獨裁政權的「可惡」與可怕。

我記得在一九七八、七九年左右，有一天深夜一、兩點的時刻，我重慶北路住家的電鈴突然響起，鈴聲急促而連續，我第一個反應是：「來了！」我就和太太說：「你幫我準備牙膏、牙刷與內衣褲。」說來奇怪，當時人還算平靜，或許是突然而來，在剎那間，反而不知害怕。只是一回神想著：既然逃不了，就做好被關的準備吧！我就從二樓下樓開門，我住的是傳統台灣長條菜刀型的房子，樓梯很陡，只看到手電筒從下面照上來，外頭不只一個人，有穿便服理平頭的（那個年代的情治人員就是這個樣子），我還看到幾個穿著制服、應該是管區的警察吧！當時，我不禁大聲喝道：「你們是幹什麼的！」他倒也愣了一下，只說：「沒事沒事。」然後就走了。

說實話，一直到今天，我對此事還是感到很困惑。這既不是抓逃犯，也不是戒嚴底下的臨檢，我更不相信是誤闖，我始終認為，比較合理的猜測應當是一種「警告」。否則的話，不會有理平頭之類似情治人員的「外省人」出現，應當只有警察才對。我為什麼那麼肯定是「外省人」？說來，這是我這個年紀的人因長期接觸與比較不同族群行為模式所獲得的一種直覺，雖說非百分百的準確，但是，可靠性不會太低。長期的經驗讓我們養成了一種幾近本能的能力，能在與人接觸時，即使對方尚未開口說話，總是可以感覺得到對方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簡單地說，靠的是觀察人們的神情與姿態舉止，甚至面部表情與穿著，況且，這位先生還說了一句帶著濃厚外省口音的「沒事沒事」呢！

在那次「警告」之後，我忘了相隔多久，當時社會學系的系主任朱岑樓先生，有一天在沒有預約的情形下，特地到研究室來見我，勸我批評政府的話少說一點，免得惹麻煩。我回他說：「謝謝你的關心，如果台大因此要把我解聘，也沒關係，要我不講話，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聽聞到一些有關我發表的「不當」言論，基於疼惜後輩而主動來勸導，還是有關單位透過學校裡的有關人士要他來勸我的。依照常情來判斷，我以為後者的可能性應當是較高。然而，不管情形如何，我還是感謝朱先生的關懷。

事實上，以當時台大自由派學者紛紛發聲的狀態，我知道有關單位並不那麼容易把我趕走的。殷海光任教台大時，全台大的老師只有他一個人敢說真話、持續寫文章批評時政，有關單位也僅止於讓他停止教課，還不至於解聘。我任教台大時，校內已有了諸如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等前輩教授勇於批評時政。倘若有關單位真要整肅，應當還輪不到我這個後生小輩。況且，以當時台大這些異議教授的數量與彼此合作的關係，掌權者若非到了忍無可忍的節骨眼，應當不敢隨便動手，否則必然引起輿論的撻伐，甚至招來國際性的關注。再說，依照國民黨過去整肅學院知識份子的作風，他們總是想辦法先藉機在學院內部引發「文鬥」，讓學院內自身的人（御用文人）把那些打算加以整肅的人先鬥臭，找到整肅的「正當」理由，才開始下手。我所以這麼說是有些個人的經驗作為基礎的。

出處：遠流出版《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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