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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文化夾縫中的三代人

作者：葉啟政

在歷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長之一代的台灣人一樣，祖孫三代剛好成長於三個不同的朝代。我的祖父生於清朝統治時期，而於日本殖民時期過世；父親生於日本大正時代，並歷經國民黨統治；我雖生於日治時代，但兩年後就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說來，台灣人數百年來的命運，就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文化夾縫中走向未來。

這棟建築在新竹市北門街與世界街交界矗立了一百多年，如今依舊。葉啟政在此出生，度過最早的十六年光陰。

我在新竹州新竹市（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市）的北門街出生，當時日本已統治台灣四十八年，西方是一九四三年，中國是民國三十二年，台灣則是昭和十八年。兩年之後，日本戰敗，台灣被判歸給中國統治，這塊土地再度易主。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給當時的台灣居民（特指由中國移民來的漢人）一段時間，讓他們想一想自己的去留：一、自由離開台灣；二、用外僑（即清國人）的身分繼續居留；三、以日本子民的身分，做為新領地的人民。

當時大部分台灣人選擇了第三種身份，因為他們早已在此地生根，異鄉已經成了故鄉，不願再次離鄉背井，面對更多不可知的命運。我的祖父葉文游就是如此，他向現實妥協，選擇繼續居留在新竹，安心當起順民，也讓後代變成日本人。

我的祖父出身地主階級的仕紳家庭，原本準備參加科舉以求功名，但還來不及應考，在他十三歲時，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了。面對新來的陌生統治者，除了做個悠閒「吃租」的地主仕紳之外，恐怕也沒有其他發揮的空間。

根據祖父留下的文字記錄和長輩描述，他天天吃的是閩南式的菜肴，喝福建茶，過著典型台灣仕紳的日子。我發現，祖父讀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書籍，如鄭板橋的詩集，《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小說《花月痕》等等。總的來說，以詩集為最多，奇怪的是，卻沒看到過有四書五經之類的「嚴肅」書籍。同時，從祖父留下來的筆記，我發現，儘管他也學習日文與英文，還自學代數等等「新」知識，但是，看起來純粹是玩票性質，學得並不是那麼有勁用心。他用毛筆來記載日文與英文字母，以及簡單的代數公式，最令幼小的我覺得不可思議。

祖父雖選擇當日本順民，但他與新竹地區文人成立詩社，吟詩填詞，蒐集古玩，還曾參加報社舉辦的詩作比賽得到全臺冠軍的頭銜，接受台灣總督的召見。這一切顯得，新來的日本統治者，似乎與他的實際生活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日本文化更走不進他的世界，他還是繼續生活在滿清時代的中國文人世界之中，悠遊自在。

父親的心靈世界

我的父親葉國鍈生於大正十二年，日本統治台灣已有二十八年了，從小就是接受著日本的領地教育。他和祖父這一代台灣人一樣，都橫跨兩個政權與朝代，也都是在二十歲上下逢遇改朝換代的變局。可以理解的，祖父母這一代的台灣人對於中國可能還有著濃厚的原鄉認同，到了父母親這一代，已逐漸喪失了瞭解原鄉的現實機會與興趣，更難以形塑如祖父母輩身上常見較固著的認同意識。縱然有，也是相當曖昧、乃至是微弱而易變的。尤其，後來因為有了國民黨政權種種惡形惡狀的作為相比較，他們對過去的日本殖民國，反倒存有著一份說不出的好感與追念。

我只知道，父親當年是從新竹到台北就讀台北私立高中（即今天的泰北中學），完成高中教育。之後，曾經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所屬的專修班學習音樂，停留時間應當是很短暫，回台後進了新竹州政府工作。由於年幼喪父，父親自小即由祖母帶大，家裡環境相對富裕，加上父親又是長子，受到溺愛自是可以理解。雖非游手好閒的紈?子弟，但是，受寵的父親卻有著富家子弟常見到之那種經不起挫折的個性弱點。尤其是他承繼了祖父作為詩人的藝術家浪漫氣質，情感豐富而易脆，一旦面對現實生活壓力的挑戰，立刻就顯得無法承擔和應對。說來，這是他一輩子過得相當辛苦，命運坎坷而乖戾的關鍵所在。

在這兒，讓我先回到有關父親的國族認同問題上面來。小時候，父親曾向我敘述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政府來接收台灣時的感受。他說，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黨部隊來台接收時，他感到十分興奮，還自掏腰包購買火車票，特地從新竹搭火車趕到基隆海港碼頭，迎接第一批來台接收的國軍。由此看來，他對中國原鄉似乎還存有一份難以言狀的情愫，對即將來統治的「祖國」存有著某種的幻想和期待。好些年之後，我在一堆資料中找到一些父親當時（一九四九年左右）所作的問卷調查表，調查主題是回歸祖國後人們的看法。他怎樣處理這些問卷，我不知道，而且我當時尚年幼，也無能力知道。但是，無論如何，這讓我不得不感佩父親的「前進」，也由此感受到父親對政治與社會事務的熱衷。

父親說，當時他看到從船上魚貫下來的國軍陣容，立即肯定國民黨政權，認為難怪會打贏日本人。他所以會有著這樣的印象，那是因為他看到的軍隊是一支相當特殊的部隊——孫立人領導的青年軍。當時青年軍是從全中國具高中程度以上的青年人中網羅來的，教育程度較高，訓練精良，加以全是美軍配備，軍容整齊，軍紀也比較嚴明，自然是堪與日本軍隊相比。但是，父親其後在新竹看到陸續而來的國軍時，令他感到震驚訝異，因為跟他在基隆港所迎接的青年軍完全是兩個樣子。我推想，他在新竹看到的應該是陳儀的部隊，這些阿兵哥穿著邋遢骯髒，腳上穿著的是草鞋，背後還插著雨傘、腰間掛著搪瓷飯缸，行走之間不時發出鏗鏗鈧鈧的吵雜聲音，軍容亂七八糟，而且委靡不振。對這樣的景象，父親感到很意外，使得他開始對新的統治者有了疑慮。

更令人失望的是，新竹國軍開始跟本地人有了接觸之後，從語言溝通，到生活習慣、處事方式與一般社會認知的文化表現等等上面，都因為有所不同而不斷帶來摩擦。聽父執輩談得最多的，莫過於是軍人買東西經常不給錢，甚至還端出槍來威脅店家。其實，以當時社會文明程度而言，台灣是比中國先進多了。諸如電力普及、自來水的設施、街道整齊、完整的國民教育、人民有秩序且守規矩、社會治安良好等等，都是比中國大陸「先進」。當時，國民黨軍隊中許多的士兵都是從中國各省的窮困鄉下出來的，既沒受過教育，甚至連電燈與自來水之類的現代設備都沒有看過。

我在陸軍總部服預備軍官役時，同辦公室的士官長就曾經提過他所經歷的一些糗事。一九四九年他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澎湖時，聽說台灣的香蕉很好吃，於是買了一串，竟然連皮一起吃，因為味道澀口，還怪店家給他品質差的香蕉。此外，他還買了冰棒，一直用口吹氣，因為冰棒一直冒煙，他以為很燙，吹氣讓它涼下來，結果冰棒融掉了，什麼也吃不到。凡此種種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事，可以從一九五○年代牛哥所繪的《土包子下江南》、《牛伯伯打游擊》或《老油條》等漫畫中看出一斑。在此，我無意貶低當時中國大陸的生活環境，以為是「落後」，我想說的是，無論就物質條件、文化表徵或人們的生活習性來說，當時的台灣與中國有著相當程度的差距。這個差距是促成後來族群之間發生摩擦與歧視的重要條件，儘管這不是唯一的，甚至或許也不是最重要的。

總之，撇開政治上所體現之「殖民」般的統治所帶來的積怨不談，單單文化上的差距，就足以讓舊有與新來的族群（特別是外來統治者與本地被統治者）之間產生摩擦，帶來怨憤心理。過去，台灣人譏罵日本統治者為狗，當時，則把新來的國民黨統治集團譏罵為豬。根據我後來修習動物心理學得來的知識，其實，在諸種動物中，豬的智商是相對高的，但一般台灣人總是認為豬愚笨，而且是懶惰、骯髒的。日本人重秩序、愛乾淨，甚至有潔癖，是舉世聞名的。經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台灣人（特別是中產階層以上的）被調教得也喜愛乾淨、強調秩序，而許多台灣人認為，這恰恰是大多數新來「外省人」最欠缺的，所以，也就譏笑外省人為豬了。

毫無疑問的，這樣對所謂的「外省人」與日本人的認知，是最典型的刻板印象，充滿著以偏概全的偏見。當年許多台灣人對「外省人」具有如此一般的特殊認知與態度，情形正如許多「高尚的外省人」看不起台灣人，認為他們是粗鄙的一般。在認知與感受上，這樣的主觀偏見與歧視，為族群之間埋下了諸多矛盾、猜忌與誤解，摩擦自然難免，二二八事件會爆發，也就不會令人感到訝異了。

父親還提過一件事，令我畢生難忘。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前，父親任職於新竹州政府，日本戰敗後，州政府長官要求屬下把所有檔案、帳冊與戶籍名冊等等整理完備，等待與國民黨政府官員辦理交接。在國民政府官員來接受的當天，日本人特地把這些資料擺在桌上等待點收移交。結果，國民黨派來的接收官員，對這些官方資料根本沒興趣，看都不看一眼，更不用說耐心去點收。他們問的只是金庫在哪裡，立即衝到金庫前，把封條封上。父親說，他的日本長官看了這樣的光景，就直搖頭，帶著質疑的口吻說道：「我們怎麼可能敗給這樣的國家呢？」今天回過頭來思考著這樣的疑問，還覺得蠻有意思的，日本當年到底是敗給誰？

「阿信」勾起殘留的日本文化的記憶

我在進小學以前，可以說是完全活在日本及台灣文化交錯的環境裡，聽的是日本歌、台灣歌，說的是台語，偶而夾雜著幾句日語。對我，則因為父親的嗜好關係，有時會聽西洋古典音樂，尤其是貝多芬的音樂（他是父親的偶像，家裡有他的石膏雕像）。總地來說，我這一世代的台灣人早期過的日子大多是如此的。因此，進小學後，老師必須以台語來講解課本，我們才得以瞭解內容，而且，也得如此才學得會所謂的「國語」。說來相當諷刺，也很有趣的是，儘管我唸小學時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已有四年了，但是，事實上，老師自己連「國語」都講不好，更別說把學生的「國語」教得字正腔圓，用詞遣字恰到好處。無論是說或寫，絕大部分台灣人表現出的都是變了調的所謂「台灣國語」。

記得多年前，有家電視台播放日本的電視劇《阿信》，描寫的是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一位名叫阿信的女性如何養育子女與奮鬥創業的故事。此劇轟動一時，對我個人來說，這齣戲所以吸引我，並不單純在於故事情節的曲折婉轉、故事背景的時代意義、演員的精湛演技、或故事中角色的突出等等，而是戲中一些場景牽動了個人過去生命經驗的感應。

首先，我深深覺得故事中的阿信像我母親，她們年齡相若，而且生命經驗類似，都遭遇到戰爭帶來的時代鉅變與其間所經歷的生活困頓。更重要、且深深引起我內心激盪的是，許多場景——甚至是日常使用之一些微不足道的器皿，都勾引起我兒時的記憶。

在劇中，我看到了家裡曾經用過日本人特有之像土星樣子的煮飯鍋、冬天取暖用的爐子、糖果鐵盒，乃至路邊郵筒的造型等等，一切都是那麼熟悉。最令我印象深刻、而且莫名地引起內心激動的，莫過於屋內的一盞吊燈與小孩穿的衣服樣式。

在一九四○年代戰爭期間，為了避免室內燈光外洩而招致轟炸投彈，當時日本政府規定，所有家庭必須在屋內吊燈的電線上安裝可自由移動的紙筒裝置。一旦遇到空襲，民眾可以立刻把紙筒拉下罩住電燈，燈光就不易外洩。後來即便戰爭結束了，台灣也劃給國民黨政府，家裡這樣的裝置還是保留著，一時間內並沒有更易。

尤其，我看到劇中一個小男孩穿著長及小腿、在身後綁著帶子的和式衣服，最特別的是在左胸部位縫貼一塊繡有名字與地址的小布條。當年美軍不時來台轟炸，為了容易辨認被炸死者的身分，日本殖民政府也一樣地要求所有人必須在衣服左胸部位縫貼這塊小布條，我小時候就穿過這樣繡有名字與地址的衣服。

經過漫長的歲月，這些景象早已沉澱在記憶的底層，蒙上了厚厚的灰塵，但《阿信》的幕幕場景，又把這段微不足道的幼年經驗勾了回來。雖然這只是特殊時代背景下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極小片段，然而，正是這麼一個極小的片段，透過因緣際會的記憶刺激，立刻擴散瀰漫，震撼了整個神經系統，在主觀意識上，產生了甚為強烈而明顯的心理效應，打從我的心靈深處勾引起深深的共鳴感應，並且產生了把一個遺忘的感人故事找回來的激動。

人生邁入七十關卡之際，回首前塵往事，很難只以念舊情懷來形容，這些景象喚起的，更多是早已沉澱在心靈底處的一些鮮活文化基素，儘管這些文化基素來自異文化的統治者，卻是成長過程中自然經歷的日常生活元素。這讓我猛然意識到，在我的人生旅程裡，竟然曾經有過這樣一段異國風情的經驗，並且對我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樣殘留著日本文化風格的生活方式，既是我幼年生活的基調之一，也是我日後用來對照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中華文化的參照點。當然，隨著年歲的成長，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正規「社會化」，以及愈來愈多中華文化經由日常生活中的諸多細節予以感染（如吃牛肉麵、辣椒、臭豆腐等），這份來自日本統治者的幼年文化經驗已不斷被稀釋，終至於從表現上消逝掉。但不論如何，幼年經驗讓我對日本文化有著莫名的親切感，也因此對中華文化難以產生完全「忠誠」的認同。說來，這正是幼年時父母帶給我之基本集體意識的一種原型吧！

這種生活場景跨越了敏感的「殖民／被殖民」政治籓籬，是許多生長在日治時代之台灣人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它很自然地被塗染上了一層厚厚而濃郁的情感，與整個生命的韻律緊緊繫在一起。這正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老一輩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一輩子喜歡唱日本歌、講日語、看日劇、吃日本料理。事實上，他們熟悉的也就是這些，足以把他們過去生活經驗中的種種情懷從記憶的辭典裡勾引出來。同理，許多老一輩的外省人喜歡拉胡琴、唱小調、看京劇、吃辣椒和大蒜、啃大餅和饅頭等等，講的是帶著濃濃鄉音的「國語」，一樣是來自幼年慢慢累積起來的情愫，成為生命中的第二本性，難以輕易改變或放棄的。

出處：遠流出版《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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