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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快報】《流金歲月》作者鄺啟東與夫人來訪遠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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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廖宏霖 |
上週《流金歲月》的作者鄺啟東與夫人來台旅遊，特別來遠流拜訪，除了來拿剛出版的新書，也與同樣都是資深金迷的許德成，以及遠流出版的王榮文董事長，一起聊聊此書背後的「出版故事」，據許德成說，這本書邱健恩十幾年前就有想法，但鄺啟東的出現，才讓整件事能夠真正「修成正果」。王榮文董事長也直說，這本書所討論的金庸，是台灣人比較陌生的那一個金庸，但也是因為如此，本書的出版，才讓「金庸在台灣」的形象更加立體，武俠經典橫空出世的背後，其實是一段積累的過程，那段歲月的確閃閃發光又連綿不絕。
藉此貼文，分享一段本書作者邱健恩所寫的序文〈初戀終成信仰，金庸小說版本探究之路〉，本文以初戀為喻，情意飽滿，這二十五萬字，原來是兩位作者寫給金庸的情書：
▎初戀
那一年，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帶著六頁紙到出版社，信心滿滿地向社長介紹我計畫出版的《舊版金庸小說圖錄》。六頁紙算是我人生寫的第一份出版計畫書，包含了兩頁簡介、一頁目錄，以及三頁樣稿。社長當面拒絕了我，說這種題材沒有市場。出版社位於台北市的民生東路，我步出大樓時，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一個多星期後，朋友帶來社長的訊息，說其實是可以出版的，請我寫好後把書稿拿過去再談。只是，我已經意興闌珊，更不想回去那個讓我迷路的地方了。六頁紙的計畫書後來逛夜市時扔了，而文件檔案就一直擱置在電腦的硬碟裡，不但沒有刪掉，我在前面加上編號「00」，讓檔案永遠置頂。每次點開硬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00《舊版金庸小說圖錄》」。那是還沒開始就失敗的初戀，我畢生記得。
▎合作
我原本不認識鄺啟東，是經朋友介紹的。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於2017年開館後不久，我們兩人相約在炸雞店見面（我那天忽然很想吃炸雞），目的是談合作寫書。跟新朋友談事情，我要好好準備，於是把那置頂的檔案再列印一次。鄺兄在我吃炸雞時，從公文袋拿出一疊文稿，我以為那是他初擬的樣稿，哪知第一頁的標題赫然寫著「自力在輪迴：尋找金庸小說經典化的原始光譜」。啊，那是我寫的文章，發表在內地的大學學報上。更讓我驚訝的是，文稿用繁體字列印出來。「我一個字一個字的輸入電腦裡，經常拿出來看。」鄺兄說。「這傢伙識貨，應該可以合作。」我心裡想。
雖然是初次見面，但已經落實規劃新書的內容。新書會有五章，第一章總論，第二章談連載，第三章談金庸小說舊版書冊，第四章談特別的主題，第五章談金庸其他著作。那次見面之後，我們用通訊軟體交流想法，充實各章節的內容。例如第四章要談特別的主題，但什麼叫「特別」呢？其實還沒有想清楚。後來，我們每想到一個主題，就發訊息給對方，慢慢累積了二十多個可以探討的題目，諸如「《笑傲江湖》失蹤的一天」、「鄺拾記十六回本到底是正版還是盜版」??，就是這樣想出來的。
2019年年初，在我寫《漫筆金心──金庸小說漫畫大系》的時候，鄺兄已經依據大綱開始寫稿了。一年之後，他已把整本書的稿子寫好，五個檔案加起來有二十二萬字，檔案的名稱赫然是「舊版金庸小說圖錄甲」、「舊版金庸小說圖錄乙」??。啊，我的初戀。不過，那個時候我並沒有認真細讀稿件，唯一的感覺是資料翔實，內容豐富。遠流其實早已經給了我們新書《圖說金庸》的合約。由於我偏要在疫情猖獗時到英國旅居，出版的事情一再耽擱，數度延宕。我在英國時，用一個月的時間寫了另外一本書，叫《何以金庸：金學入門六大派》。人在外地，手邊沒有資料，引文需要核實，鄺兄就成了「人肉瑯嬛福地」，用手機拍下各版金庸小說的書頁給我作校對之用。只是，如果不是我主動提起，他從來沒查詢過我們合著新書的進度。
2022年年初，我決定要面對現實，著手「經營」新書。看過稿件後，我終於體會到骨灰級收藏家是怎樣的一種境界，與他相比，我只是夸父，永遠追不上太陽的那個狂奔者。我嘗試從中挑選一些凡夫俗子（我）能夠看懂的資料，用另外一種筆法來寫，向讀者介紹他們所不知道的那個金庸小說的版本世界。主編祥琳這個時候用很委婉的方式給我提了個醒，大意是：不是每個讀者對當年哪家出版社出版過哪些盜版金庸小說會感興趣，也不是每個讀者都會在意這些小說印刷上的一點小小差別。
▎文獻
我得承認，打從十五年前，金庸小說走進學術殿堂開始，我就心心念念想要寫一本書，談金庸小說的版本問題。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與台灣漢學研究中心（和中國時報、遠流出版公司合辦），先後召開了金庸小說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明河社任職的李以建，於美國發表〈以經典文學「改寫」的金庸小說〉，指出金庸在1985年時再度全面修改《金庸作品集》（修訂版），目的是要告訴世人，金庸的修訂版有兩個文本。同年，台大學長林保淳教授則在台灣第一個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金庸小說版本學〉，指出舊版金庸小說有「連載版」與「書本版」兩種，更謂兩者的文本一樣。兩人都不約而同地談到版本問題，但都提供了錯誤訊息。
十三年之後，區肇龍在《香港故事：金庸小說的誕生》中煞有介事地提醒讀者：「特別注意的是，金庸是按小說出版的先後順序而對作品進行修改的，易言之，先發表的小說先修改，反之亦然。」我不知道作者到底基於什麼資料而得出這個結論，因為無論是根據《明報晚報》上修訂版金庸小說的連載時間，還是香港明河社推出《金庸作品集》時各部小說的出版時間（例如1974年出版《雪山飛狐》，1975年出版《書劍恩仇錄》），都顯示出金庸創作與修訂小說的次序並不相同。今年年初，《香港武俠小說史》在台灣出版，作者是大陸作家陳墨。陳墨根據李以建的說法，指出金庸的小說共有四個版本。以上海峽兩岸三地四人提出的看法都不甚正確，或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
兩千多年前，強如孔子，即使能說夏禮與殷禮，仍為苦無證據而嘆息。因為任何不是建基於文獻證據上的論述，都只是想當然耳的猜想，都不能取信於人。兩年前我撰寫《何以金庸》的序言時曾說：「學院派對流行文學的研究，過於著重探索作品的深層意義，反而忽略了流行文學的社會流布現象，諸如各地異時的不同版本出版概況。」其實我錯了，研究當代流行文學，在沒有任何證據下空談小說的版本問題，比「過於著重探索作品的深層意義」更讓人擔憂。不過，四人言論不實，卻是非戰之罪，因為他們都同樣遇到當年孔子面對的困境：文獻不足徵。也因此，為讀者、金迷及以後的研究者提供正確的文獻訊息，成為我與鄺兄合作的共同信仰。
鄺兄有許多金庸小說珍稀版本，我有《明報晚報》修訂版檔案資料，如果不把這些材料彙集整理，重構當日情況，世人對於金庸小說的認知，就會像拼圖缺了很多小塊，永遠不能讓人看到全貌。有了這個共同信念，合作的目標就更一致，就是重現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古代藏書家、目錄學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不應該只停留在過去，放諸現、當代文學，不論是嚴肅文學，還是通俗文學，理應同樣適用。古代著名藏書家如瞿紹基與陸心源，不但有自己的藏書樓，更編寫藏書目錄（《鐵琴銅劍樓藏書志》、《皕宋樓藏書志》），記下了一代藏書的盛況。至於鄺兄，也盡了作為當代藏書家的責任，二十二萬字初稿是金庸小說藏書目錄提要，為研究當代文學提供了另一可行且應該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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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流金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