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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未來──春天成絕響

作者: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杰瑞德.科恩 (Jared Cohen)

由於更多的社會加入網路世界,大家開始尋找下一個可能爆發區域性革命傳染病的徵兆。有些人認為,拉丁美洲是下一個,原因包括貧富差距懸殊、政府軟弱無能、領導人年事已高、說同一種語言的人口非常多等等。有些人則認為是非洲,因為當地的政權不穩,隨時可能倒台。再者,當地使用行動電話的人數一飛沖天,手機市場成長速度之快冠於全球。有些人則認為亞洲是下一個發生區域革命的地點,因為受到專制統治的人口居全球之冠,加上經濟快速起飛,出現各式各樣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讓社會瀰漫緊張氣氛。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已出現多次大型抗議與示威的雛形,未來抗議活動勢必有增無減。

上述地區的上網比率益加普及,人民更能頻繁地接觸其他民族的動態,和其他民族互吐苦水,但至今我們看不出任何跡象,足以顯示阿拉伯之春那樣的感染效應會捲土重來,複製於其他地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抗議和示威會更容易傳染,蔓延至世界各地。就像二○一二年九月一部爭議性影片《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在全球數十個國家引發的騷動。)阿拉伯世界有獨特的區域認同,這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主要是因為這地區在過去曾多次被統一,加上數十年來泛阿拉伯主義的意識型態。當然,共同的語言、文化、類似的政治體制等等也多少強化了這個認同感。正如先前所言,現代通訊科技並未催生中東行動分子和示威者互聯的網絡——而是擴大了行動而已。

此外,極權統治之下沒有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所以宗教網絡理所當然成了民間最有系統、最有影響力的非官方實體。在這波阿拉伯革命浪潮中失勢的領導人——包括突尼西亞的班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格達費、葉門的阿里.阿布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等人,在他們鐵腕統治期間設計與貫徹的政治制度扼殺了在野勢力的發展,所以宗教聚會場所以及宗教組織遂填補了這個空缺。(因此他們成了獨裁者的眼中釘;一些引人注目的團體,包括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黨」(Islamist Ennahada party),因為威脅到獨裁者,或是被禁,或是遭到政府無情的迫害。)近來革命進行期間,清真寺成了聚會場所,有些示威訴求獲得伊斯蘭宗教領袖伊瑪目(imams)和教士的支持,因而有了合法性。對許多人而言,宗教的團結是他們決定加入示威的重要動機。

其他地區看不到這些元素。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是多元異質的世界,文化、語言、宗教、經濟分岐,和阿拉伯世界完全相反。這些地區的區域認同不如中東,社會、經濟、政治網絡更加本土化。

不過,改變已經在這些地區出現了。至於將有哪些改變,各國也許不盡相同,結果也因而各異,但是在政治與心理層面,影響將非常深遠。未來每個國家都會遭遇更多引爆革命的火種,但多數國家可全身而退,主要是因為有機會觀察與學習他國經驗,避免重蹈覆轍。面對新式連線群眾提出的各種指控與訴求,許多國家將想出各種最佳方式來轉移注意力、各個擊破或是有所回應。(極權國家的內政部官員既然負責警政與國安,所以理應會跨國互相交換情報與技巧。)到處都有貧富不均、失業率、糧價居高不下、警察暴力的問題,政府必須先一步調整政策與文宣,比以往更有效率地回應民眾訴求。即便在政局相對穩定的國家,領導階層也可感受到連線公民帶來的壓力,也意識到在數位新時代,必須有所改革或是從善如流,因為世上沒有一個政府能不受這些逐漸逼近的威脅所影響。

沒有人比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更了解政治壓力與科技挑戰合體之後帶給當政者的威脅。他是區域領袖,也是電腦工程師出身。他告訴我們:「網路的確是不錯的發洩管道,但也可能點燃燎原之火,未來我們面對的危險在於,愈來愈多人為反對而反對,畢竟反對遠比支持容易。」他說,各地的年輕人總是想跟「酷」沾上邊,而「反對當權者的社會經驗意味著,年輕人不再需要計畫。許多微不足道的事件動不動就升溫,成為網路活動,讓反對團體有機會見縫插針。」

李顯龍接著舉了當地最近發生的「咖哩門事件」(Currygate)為例。他說:「兩位當事人,一位是中國新移民,另外一位則是印度裔新加坡人,雙方為了能不能煮咖哩而起爭執,畢竟咖哩的味道重,輕易就翻牆飄到隔壁屋子。」那名華人認為,鄰居一天到晚煮咖哩,讓他天天飽受咖哩味荼毒,太不為人設想了。為了解決此問題,雙方採取「道地的新加坡方式」,請中間人出面調停。最後達成協議,印度裔男子只能在鄰居不在新加坡的時候煮咖哩。事情看似圓滿落幕,直到這位調停人多年後公開了這段插曲,結果引爆印度裔社群怒火,認為中國移民怎能左右他人煮咖哩的時間,簡直是豈有此理!情勢一發不可收拾。李顯龍說:「一開始只是宣布某天為咖哩日,號召大家響應,結果數千人按讚或轉貼,接著這活動彷若病毒般快速蔓延,吸引全國注意。」。所幸圍繞咖哩門打轉的網路怒火不會變成大規模的街頭抗議,也不會對李顯龍構成任何威脅,儘管民眾當時的措詞火力十足。

其實新加坡人民這波抗議跟咖哩沒什麼關係,而是對外來移民(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移民)搶走當地人工作機會愈來愈不滿。積極推動限縮移民政策的在野黨自然也就會認為「咖哩門」是一個大可借題發揮的機會。新加坡人向來對國家的穩定、效率、法治引以為傲,群情鼎沸的現象暴露了該國體制脆弱的一面。即使像新加坡這樣嚴格自律的國家,政府法規和社會常規在網路世界能發揮的效用依舊有限。對李顯龍來說,這起事件預示了即將蜂擁而起的網路嗆聲潮,就連新加坡政府都承認,情勢已回不去了。面對剛由網路串起的公民社會,如果連新加坡的當局都感受到這個氣勢,世上其他較脆弱的政府,應該會更加坐立難安吧。

我們請教李顯龍,他認為中國會如何度過這段陣痛期,畢竟再過十年,將近十億中國人會在高度審查之下連上網路。他說:「中國的情況已非任何人可全盤掌控,即便中國政府也沒辦法。中國難以招架這一切新聲浪,而原本網路僅限少數人可用,未來將是全民皆可上網,這無疑會對中國的領導階層帶來巨大挑戰。」說到領導階層,他接著補充道:「接下來幾代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會有領導魅力與溝通技巧,不足以激勵民心民氣。因此,和實體世界相比,網路世界顯得更酷,更能拉近與人民的距離。」他表示,改變不會只來自體制外的人。「而是來自體制內的人士,來自體制內的中堅幹部,他們受到街談巷議影響,對於政府的合法性起了懷疑。」

我們同意李顯龍以及其他區域專家對於中國未來潛在陰霾的看法。部分人士將下滑的經濟成長、老化人口、科技帶動的變革等等,解釋為中國當局將捍衛它目前的體制與存續。也有人認為,這些節節進逼的挑戰回過頭來反而刺激中國的創新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我們實在難以想像,擁有十三億龐大人口、面臨艱鉅的社經挑戰、存在族群問題、加上檢查制度滴水不漏,中國如何靠目前的封閉體制成功轉型,迎接數位新時代?隨著網路連線愈來愈普及,民眾對政府的期望、要求和問責標準也愈來愈高。即便是嚴格監控人民的大國,也難以全盤掌控。執法過當、高官的親友行為失當傷及市井小民等事件,將引爆更多的群眾運動,追究當局的責任,給個交代。由於部會首長害怕顏面無光,來自微博或其他網路論壇的批評與施壓,會讓當局蒙受更多的壓力,不得不有所改變,進而節制一黨專政的局面。

網際網路或許無法一夕之間讓中國民主化,但要求政府負起責任的聲浪日益高漲,至少可以給當權者一些壓力,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要求。萬一經濟成長率明顯減緩,說不定可為某些階層創造一場革命的序幕。中國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將經歷某種形式的革命,至於革命的規模與成效,得看人民在網路和街頭冒險的意願而定。

未來的革命不論採取什麼形式、發生在什麼地點,也許可以改朝換代,卻不見得能讓民主開花結果。季辛吉告訴我們:「革命是不滿、宿怨累積到一個程度後,整個爆發,以雷霆萬鈞之勢席捲現行體制,革命後留下的不是一團混亂,就是威權復辟,不過會和前一個威權被摧毀的程度呈反比。」換句話說,在一個成功的革命之後,「上一個威權被摧毀的愈多,下一個威權就愈絕對,愈不可撼動。」四十多年來,季辛吉看過的革命不少,有成有敗,因此非常清楚革命的意圖與特質。他認為,美國與東歐是在原先實行的體制被摧毀之後,邁向真正民主體制的僅有範例。季辛吉解釋道:「革命在東歐之所以成功,因為之前的獨裁政權讓人民苦不堪言。此外,即便東歐以前不是民主國家,歷史上卻曾受過西歐影響,涵泳於部分的民主傳統。」

季辛吉對東歐的論點雖廣被採納,但革命能否成功還是得看有沒有適當的誘因。我們不能將加入歐盟(EU)這個至為重要的誘因排除在外。對於力求開放的菁英人士或是普羅大眾而言,東歐各國納入成為歐盟會員國既是政治誘因,也有助於穩定政局,當年若是剝奪他們這個機會,或許會在這些國家看到開倒車和反革命的現象。這也是為何西方強權必須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東擴,以及開放東歐國家加入歐盟。

在阿拉伯之春革命期間,正是因為少了這類民主文化,所以儘管成功推翻獨裁政權,但在某些人眼中,新政府不過是另一個小一號的獨裁復辟,而非百分之百的傑佛遜式民主政體(Jeffersonian democracies)。季辛吉說:「這些人不像獨裁者獨攬大權,他們會分權給不同的團體,無論那是世俗或非世俗團體,但是民眾最後會發現,還是被一個獨大的穆斯林政黨宰制,雖然該黨表面上和其他小黨結盟,組成聯合政府。」他笑言:「《紐約時報》會讚揚這個聯合政府是偉大民主的表徵。但是實際上,最後將出現完全沒有在野勢力制衡的政府,儘管它是經過選舉而產生的。」

季辛吉預言,朝獨裁靠攏的聯合政府會是未來數十年,數位革命催生的新政府所共有的特色。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科技,而是因為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少了強勢的領導人,又沒有願景,共享權力的聯合政府成了安撫大家最可行的選項,但是他們可能無法與前朝劃清界線,或是和舊世代政治人物保持距離。

說穿了,革命就是表現不滿的一種方式。革命之所以能讓我們印象深刻,因為它們帶有浪漫理想的色彩,而且經常和自由、解放、自決等等交織成故事。在科技的幫襯下,將出現更多的傳聞,擄獲我們的想像力,成為媒體的頭條新聞。即使革命失敗,也會在我們共同的歷史中佔據一個特別的地位,獲得相當程度的尊重,即使我們心有未甘。這些都是人類政治發展中極為重要的元素,左右我們對公民權和社會契約的認知,科技再新也不會改變這點。

出處:遠流出版《數位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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