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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迪士尼樂園」採用種姓制度你覺得無所謂，把「迪士尼」改成「大學」呢？

作者：史考特．蓋洛威 Scott Galloway

圖片提供：Sam Chen @ Pixabay

新種姓制度
多數人應該同意，有錢就有好日子過，沒錢日子就難熬。或許貧窮的鞭策，才能持續推動資本主義的雄心壯志。不過，美國或任何一個公正社會的基本承諾是，憑著努力和天分，任何人都可以向上提升，擺脫貧窮，躋身繁榮的境界。這個承諾如今已經被毀棄。

一個接一個的研究發現，今天在美國，個人經濟成就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並非天分、也非勤奮，甚至還不是運氣。最主要的因素，是看你的爸媽有多少錢。出生在第九十收入百分位家庭的孩子，他們預期的家庭收入是第十收入百分位的孩子的三倍。美國的經濟流動性從一些衡量標準來看，要比歐洲和其他地區糟，甚至可以說非常糟。想實現美國夢？那你該搬去丹麥。

這不只是關於窮人和億萬富翁的故事，在每個層級的人們都越來越難向上移動。我在舊金山波崔羅山（Potrero Hill）買的第一棟房子是二十八萬美元，用一九九二年商學院畢業的起薪十萬來除，房價大約是平均年薪的二．八倍。如今的平均年薪是十四萬美元——這已經是一筆不小的錢；不過在舊金山灣區的平均住家房價現在是一百四十萬美元。於是，房價和年薪的比例已經從二．八倍升高到十倍——這還是對所謂的贏家而言，也就是認為自己即將加入菁英行列的人而言。也就是說，如今情況變得更困難了。

結果是，這個社會有著巨大的財富，卻沒有太多的進步。《美國獨立宣言》承諾國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一份又一份的研究顯示，和歐洲的朋友們比起來，美國人活得更短命、更不自由、對幸福的追求也比較不成功。

私人迪士尼樂園
這些不平等根源於稅法、教育制度、以及令人皺眉的社福制度。這些問題如今已經深嵌在美國文化裡。

我小時候去迪士尼樂園，裡頭有高收入家庭的小孩、中收入小孩和低收入小孩。我最好的朋友是個後來上了史丹佛的摩門教徒，另一個來自有錢家庭的朋友則上了布朗大學，還有另一個朋友是來自內城、窮人家的黑人小孩，他努力靠著美式足球獎學金進入奧勒岡州的一所普通大學。我們遊玩的是同一座迪士尼樂園，我們都付了九．五美元買門票，我們都存下「E」票券並且排隊等了四十五分鐘玩加勒比海盜。我們的迪士尼體驗彼此相近。

現在的迪士尼告訴你：你們當中比較沒錢的，票價是一一九美元，你們吃的是普通的食物，而且要排隊；稍微有錢一點的人，你可以付一七○美元，拿到一張所謂的「快速通行」（Fast Pass），你玩加勒比海盜不用等一個小時，而是等十分鐘；至於那些1％的人，可以擁有一趟VIP之旅，付五千美元，你和你的六個朋友會有一個專屬導遊，午餐是在貴賓包廂由造型卡通人物幫你上菜，還可以到後台參觀，而且你不只可以插隊，還可以走員工入口。

再談教育
好吧，迪士尼從來就不是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它是個自由企業，對吧？或許是，不過我會主張，讓有錢小孩在迪士尼排隊應該對他們發揮利他精神、感受同理心、以及應付煩人瑣事的能力有些正面效果。不過，要是迪士尼採用種姓制度你也覺得無所謂，那麼請再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把上面那一段重新讀一遍，不過這次把每一個「迪士尼」都改成「大學」。道理一樣。高等教育理應是向上提升的理想階梯，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的階級主義傾向，但是美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向上移動的潤滑劑，淪為如今一個強化種姓制度的工具。

加州大學改變我的生活環境，讓曾經為丟了外套哭泣的我，如今可以因為兒子丟了外套而笑（「你居然跟老爸一樣」）。我高中畢業時（3.2的GPA成績），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錄取率超過60％，不過我在第一輪申請時仍未過關，全靠一位入學申請的審查人員同情我所做的申辯。一時的施惠，加上加州納稅人的慷慨挹注，讓我有機會入學，也成為我成功的基礎。洛杉磯加大的畢業證書保障我在華爾街的工作，及日後得以進入柏克萊的商學院。

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遇到我的第一任妻子（我們仍是朋友），借助於她的收入，我得以共同創辦預言家（Prophet）和紅包袋（Red Envelope）兩家公司。我在柏克萊遇到我的合夥人，要不是他，這兩家公司不可能憑空從我的腦子裡冒出來。我在柏克萊大學的教授大衛．艾克（David Aaker）後來成了我的精神導師，他與「預言家」早期的聯繫為公司開啟大門，並獲致初期的成果。

與其他個別因素相較，我成功最大的祕訣是我取得進入大學的管道。我們所創辦的這些公司已經為投資人、員工和創辦人創造出二．五億美元的財富，這些公司雇用數百位員工。我的父母都沒有上大學，但是美國希望他們的孩子能上大學。不過，正如我在第四章談到，走出經濟焦慮的這條道路如今變得險峻而狹窄。

在二○一九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錄取率是12％；用另一個方式來說，這代表要踏進通往向上移動的通道，如今的困難度是三十年前的五倍。一個富裕的社會應該讓下一代的人向前邁進變得更容易，而不是變得更困難。少數的特權階級，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玩著加勒比海盜，而廣大群眾則只能站在太陽底下，等待那也許永遠輪不到他的機會。

財富特權
我們對這困局的嚴重程度視若無睹，因為我們對功績制與美國的成功神話深信不疑。我們對億萬富翁奉若神明，把財富當成價值的指標——而且，它將獲得的回報是??更多的財富。別期待有錢人來遏阻這個趨勢，因為我們都樂於被讚賞自己的成功是源於自身的天賦。根據我在七家消費品、媒體和科技業上市公司董事會任職的經驗，假如你對一個三、四十來歲，身穿黑色高領衫的人說他簡直是賈伯斯，他多半會相信你。

卡通
在卡通片裡，很有錢的人一般都是渾球。事實並非如此。我的經驗是，大多數的成功人士有一些共同點：膽識、運氣、天分、以及對風險的一點容忍度。當然，其中有些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不過一般而言，這些孩子可能是當中最勤奮的一群。他們會得到更多（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回報，因此他們有強烈動機去努力，但不可避免的是——如果你打算成為億萬富翁（而且沒有億萬身價的父母），你就得準備好未來三十年都要努力工作??別想太多其他的事。

我不是鼓勵大家以爆肝為榮——能創造億萬富翁的工作，要求原本就是極端嚴苛。另外，我也發現大部分的超級富豪都是愛國、慷慨、真心關切全體社會的福祉。這很合情合理，因為要登上成功的巔峰，當然也需要許多人幫忙你推一把。

不過，有錢人可不會單方面繳械投降。這0.1％的人們跟其他任何人都一樣，會運用自己的技能和資源，確保自己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更具優勢，自己的孩子也比其他孩子更具優勢，即使他們因此必須對外部性的成本（環境標準、濫用專賣壟斷、避稅逃稅、青少年憂鬱症）視而不見，我們都希望給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我們的制度也讓我得以選擇花錢買更好的教育、買更好的文化發展、並提供更多機會給我們的下一代。絕大多數人關心我們社會的長期健康，不過我們優先想的還是自己。

把運氣和能力混為一談是危險的事。80／20法則（Pareto principle）主張，即使能力是均勻分布，80％的效應是由20 ％的變因所決定。隨著年紀漸長，我越來越驚訝於人生中運氣所扮演的成分——在正確的時間生在正確的地點——以及我把它誤當成是個人天分的程度。身為在九○年代畢業謀職的白種男子，有著有史以來最好的套利的機會，如今五十四?七十歲的人，從他們在二十五?四十歲至今的三十年來，也就是他們職業生涯的精華，見證道瓊工業指數成長445％。至於對其他世代的人來說，頂多是成長了一倍。

這樣的成長代表更多的機會，但這是專門留給特定人口組成的機會（如上述：白種男性）。我在一九九○年代的舊金山，年齡介於三十四歲和四十四歲之間，可為我自己的新創公司和倡議活動募集超過十億美元。但我不認識有任何一位女性、或有色人種，能在未滿四十之前募資超過一千萬美元。

而且，這似乎很正常，即使到今天，白種男性占了民選官員的65％，儘管他們只占總人口的31％。80％的創投資本家——即「創業經濟」的守門人——都是男性，且絕大多數是白人。這也無怪乎一些創辦人兼執行長，從比爾蓋茲和賈伯斯到貝佐斯和祖克柏，幾乎清一色是白種男人。

關於用人唯才——或者說我們以為的用人唯才——難處在於，我們相信億萬富豪的成就實至名歸，我們應該把他們當偶像。我們對於創新者的崇拜，導致對於這些贏家在結構上的優勢和從中獲得的好運視而不見，而且讓我們誤以為，自己現在只欠幾分運氣，很快就能加入他們的行列。60％美國人相信經濟制度的不公平有利於有錢人，不過，卻如約翰．奧利佛（John Oliver）指出，我們容忍這個事實，因為：「我很清楚這個賽局被操縱了，如果我還能贏，這個果實將更加甜美。」然後對於退伍老兵為何在街頭便溺，或為何有18％的孩童家裡三餐不繼，顯得大惑不解。

在經濟上的差異越大，我們越容易相信人的一些先天基本條件是不同的。在收入不平等更嚴重的時代，利他主義的行為也會減少。富人在不平等的情況不那麼明顯時，會比較慷慨，在不平等現象趨於極端時就變得沒那麼大方。

麥克．路易士（Michale Lewis）寫道：「這問題是由不公平本身所引發的：它對少數特權啟動化學反應，影響了他們的想法，讓他們除了自己外，不會去關心其他人，或是體會身為高貴公民所應具備的道德感。」特權讓他們自視高人一等。財務上成功的人開始會相信，拿時薪十四美元幫雜貨店送貨或是在地鐵站打掃的人命當如此。他們不像我們這麼聰明，不像我們這麼好，不像我們這般有價值。

更糟的是，那些環境不佳或時運不濟的人也清楚收到這個訊息。他們在經濟上的厄運是自己的錯，因為這裡是充滿機會的所在，任何人都可飛黃騰達，對吧？所以，沒辦法發達起來代表什麼意思？

當那0.1％的人被推上神壇，我們排擠掉了老師、社工人員、公車司機、從事農務的人們該得的尊敬。我們告訴他們，你們不值一提，你們是失敗者，你們遭遇任何經濟上的劣勢都是自己的錯，甚至是天生注定的。這不叫資本主義，這叫做種姓制度——而它的必然結果就是裙帶主義，它需要這些神話來強化那0.1％人們的權力。

正因如此，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對抗人類的天性，以慢速思考和社區意識來對抗快速思考和自私心態，我們不需把有錢人當成偶像以鼓勵人們努力成功，光是財富和成功就已經是足夠的動機。我們把億萬富翁妝扮成英雄，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更好的行銷，我們裝扮他們是在遮蔽真相——在創新持續出現、仍有人勤奮工作的同時，得到越來越多好處的不是創新者，而是落到資產擁有者的手上。

企業也是（有錢的）人
發生在個人層面的現象，同樣也發生在企業層面。在美國，把稅法推向有利於股東階級的同時，大企業則是收編原本理當限制它們權利的政府機構。

為什麼這事關重大？因為它扼殺創新和就業的成長。在卡特政府時代，每天新成立的公司幾乎是現今的兩倍數字。一千萬美元的免稅額度並沒有助長新公司的誕生，反倒是摧毀它們。在這個被「四巨頭」主宰的市場裡，早期創投基金的投資人對於資助那些落在寡頭大公司擋風玻璃上的小蟲子越來越興趣缺缺。

沒有實質競爭的威脅，有源源不絕廉價的資本供應，而且不論進入哪一個產業都有飛輪的力量取占優勢，這讓大企業不再有創新的動機。它們有個獲利更豐厚的辦法，那就是剝削他人。

──以上摘錄自《疫後大未來：誰是大贏家？全球五十大最佳商學院教授蓋洛威剖析全新商業環境下的挑戰及商機》

出處：《疫後大未來：誰是大贏家？全球五十大最佳商學院教授蓋洛威剖析全新商業環境下的挑戰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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