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赫曼．赫塞（1877-1962）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德國學術界出版了兩本赫塞新的傳記重新探討赫塞的一生與文學成就。兩本傳記都一致強調，赫塞因為雙親管教過於嚴格，天性纖細敏感的他，從小就深深感到不被父母瞭解與接納；也沒有機會享受孩童與青少年時期該有的童稚與天真。這種被高度壓抑、甚至於不被允許可以好好發展自我意識的成長經驗，不僅讓赫塞一生飽受精神官能症之苦；而且在他後來的寫作生涯裡，他也經常刻意透過描寫不受拘束、任意而行的小孩與狂飆少年，來捕捉自己不曾享受過的青春爛漫滋味。
嚴厲管教子女的雙親，在赫塞時代的德國社會並不少見（雖然他的雙親長年在印度傳教），因為當時正是「鐵血宰相」俾斯麥以軍國主義快速帶領德國成為強權國家的時代。整齊劃一、唯上命是從，成為赫塞成長過程中，社會上隨處可見的行為基調。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即便努力尋找，但不一定能找到，因為外在環境對具有叛逆意識的年輕人極不友善。有些人屢屢受挫後只能退回舊日窠臼。比較具備戰鬥意志的年輕人，卻又不一定能找到一條可以在日後讓自己沈穩徐行的路。誠如著名的近現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對二十世紀所做的定義「極端的年代」，被極端化／兩極化的思潮與意識形態不斷在這個世紀互相對抗、企圖尋找自己可以生根茁壯的土壤。有些人不是徹底避世禁慾、不然就是在塵俗裡盡情放縱。就連尼采對悲劇哲學的詮釋也都是從理性的太陽神阿波羅與縱慾狂歡的酒神戴奧尼索斯兩個對立的文化創造力量談起。
兩極化的論述大興，有時其實是意味著看不到出路。看不到自己的想法與世界有進行對談、謀求讓世界往更良善方向發展的可能。尤其麻煩的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互相爭戰的，不僅是不同立場的個人或群體，有時也會是同一個人自己內心深處撕裂矛盾的自我。
看不清，放不下，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看不到前路的困獸之鬥，但又自以為是地想乾脆用戰爭來解決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
奮力想掙脫父權的宰制，卻終究讓自己落入以威權對待他人的網羅，想用以暴制暴來清除自己心中感到不舒坦的障礙。
焦慮、厭倦、沮喪、不時緊抓著在黑色旋渦裡載浮載沉的脆弱理性覺知。這一切構成患有精神官能症的赫塞對「自我」的認知。他無法與人靠得太近，包括自己的妻子；他也不太能與自己好好相處，內心常常陷入嚴重的自我矛盾。
 對赫塞而言，面對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混亂、失衡，唯一能讓他證明自己存在價值、打造個我生命意義的，就是文學的美，就是書。然而，連這個部分，他都有痛。傳教士的父母親看重的是道德、倫理、品格、培養謹小慎微讓自己不要犯錯的堅韌意志。音樂文學的美固然不錯，但卻「只是」次要的附屬品。眼見自己雙親將藝文之美視為可有可無，這讓對追求美感經驗無比嚮往的赫塞自小就深感不被瞭解。他曾在1926年寫給妹妹的信上提到，這個創傷讓他感到與父母親疏遠。相較於雙親孜孜矻矻在亞洲傳教，真正能讓飽受精神病症糾纏的赫塞看見自己與永恆連結的，卻是自己筆下營造出來的美感世界。
然而，參雜著病態美感的暴力也算是美的一部份嗎？
這是赫塞在《荒野之狼》想討論的問題之一，也是這本書經常受爭議之處。出版這本書後，赫塞一直深感自己在這本小說裡對問題的闡述受到很多誤解。但是，作為讀者，當然我們也可以問，寫這本書時的赫塞真的有掌握到足夠的文學技巧來把這個複雜異常的問題妥善處理好嗎？
赫塞將他個人心中經常感受到的黑暗爭戰，透過年近五十歲的故事主人翁哈勒爾的自我放逐生活展現了出來。哈勒爾睥睨地望著人間，小說裡女房東姪子在〈出版者前言〉裡將他刻畫為深具靈性與天賦的個體，但不時會將周遭令他感到難耐之人視為「庸庸碌碌之輩」（見頁25，「庸庸碌碌之輩」這個譯法為筆者所譯，與本書中譯為「脆弱沒價值的個體」不同）。哈勒爾既沈湎於無關世俗價值的美感世界，卻又有著殘害別人的意念。赫塞在《荒野之狼》的〈出版者前言〉裡假託發現哈勒爾手稿的女房東姪子之口說：「在這份手稿中看到的是時代的紀錄，因為哈勒爾的精神疾病──我如今瞭解到──並非個人的怪念頭，而是時代本身的病態」。
赫塞企圖將文學書寫轉化為時代精神病學的剖析，把長年糾纏自己的精神官能症看成是時代巨輪給過度壓抑自我的年輕人留下的無情印跡。他在書中描述太過壓抑的人生傷痕如何透過重拾青春期少男的無所顧忌、為叛逆而叛逆來尋找自我療癒之路。這樣的說法讓這本書成為歐洲六八學運與美國七○年代嬉皮文化拿來反抗世故、反抗社會傳統制約的寶典。然而，隨著當時西方年輕人嗑藥、吸毒、濫交、自製炸彈、綁架名人……種種傷人傷己的高爆發力行為越來越層出不窮，這本書即便當時相當暢銷，但也掀起比剛出版時更多的爭議，只是赫塞在此之前幾年就已經過世了。
一九六○與七○年代的西方正處在冷戰時期。歐美雖然以自由民主陣營的龍頭自居，然而冷戰時的東西對峙，卻讓西方陣營不免在威權政治籠罩下，也蒙受不少民主與人權受傷的陰影。年輕人透過反傳統的種種行徑想要追求更為民主化的社會，他們援引赫塞的書作為思想啟蒙的奧援，但是他們當時的主張卻與赫塞當初寫作此書時，對精神官能症患者懷抱著關懷的出發點有相當大的出入。而且從其他方面來看，赫塞在寫作《荒野之狼》時，並沒有六、七○年代西方年輕人追求政治社會體制更廣泛民主化的理想，他反而是困在十八、九世紀德意志知識菁英認為自己屬於一個特殊精緻文化階級的傳統思維裡，即便他不斷批評屬於這個階級裡的一切（例如歌德與莫札特）。他雖然想用超越的情懷徹底擁抱和平主義，但外在世界的芸芸眾生對他而言，卻是他不斷想保持距離的庸庸碌碌之輩。他雖然強烈地想擯棄所有市儈的世俗價值觀，卻仍努力在他所厭倦的社會裡贏得聲名與榮耀。他既極力反抗父母親的威權，卻又不自覺地掉進成就壓力的漩渦，一心想用自己不凡的聲名來回應父母曾經對他抱持的高成就期待。
在這方面，我們也應同時瞭解，與赫塞同時的德國智識菁英正因不少人都有這種睥睨傲世、不願與俗人同列的心態，讓一戰結束後的威瑪共和民主政治運作難以好好建構出可以化解階級歧見的公民共同體意識。左右派的叫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知識精英與凡夫俗子互看不順眼，林林總總各逞己是、互不相容的結果，最後給希特勒這個大獨裁者帶來收編各個不同陣營勢力的大好良機。
然而，弔詭的是，這本對普羅大眾文化並不抱持肯定態度的小說卻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被反菁英文化的西方社會運動者視為幫助他們跳脫傳統枷鎖制約的寶典，甚至當時就有搖滾樂團直接以「荒野之狼」（Steppenwolf）為名唱出「Born to be wild」。
後世讀者這樣的閱讀經驗讓我們清楚看到，一本書問世之後，就有它自己的生命，有時會迥異於原來作者書寫的出發點與預設的讀後影響。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要注意，不應從六、七○年代的西德赤軍連與美國嬉皮第二代的行徑來論斷《荒野之狼》的寫作動機與闡述主旨。我們只能說，六、七○年代的年輕人反抗運動讓《荒野之狼》這本小說真正紅了起來；但是，這本小說卻也被當時社會運動極力強調的某些特定反傳統面向片面化了赫塞原本想廣泛探索的問題。
 一個五十歲的靈魂，受困在想重返青春期可以肆意地為叛逆而叛逆的懷想中；沈溺在無以自拔的茫然、不知如何與自己好好相處的困境裡。這是赫塞想要透過故事主人翁的心理處境來傳達的無家可歸時代感。然而，好的文學與藝術本質上應是時代性與普世性兼具。但是，就《荒野之狼》而言，作者想書寫一個特定的時代，但當時的他並沒有發展出足夠精湛的文學技巧，可以透過書中情節的交織與鋪陳，引導讀者去感受如何從那個受困的時代走出來，往上攀越到另一個可以好好遠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觀視制高點。赫塞只在書中留下伏筆暗示讀者，故事主人翁哈勒爾並不會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走向毀滅自己或他人之路。
「我」作為一個有主體性、有清楚自我覺知的人，並不需要像故事主人翁哈勒爾那樣，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更不需要在感受到個我與外在世界無法好好溝通對談時，就產生要進行毀滅的想法。「荒野之狼」裡的我，是飽受精神官能症折磨的我。赫塞出於自身實際的體悟，深知患者內心感受到的混亂與惶恐多麼令人痛苦。他希望透過這本小說書寫出這樣混亂黑暗的心緒。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赫塞即便深深被這些精神問題所苦，他並不像六、七○年代一些拿著他的書走向極端激進路線的人那樣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就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而言，男性國民傷亡的情況十分慘重。相較之下，赫塞在希特勒尚未在德國政壇掀起狂潮之前就敏銳地嗅到時代不安的氣息、早早躲到瑞士避難。他不僅躲過納粹帶來的大災厄，比他同輩的德國人幸運許多，平安享有八十五歲高壽；而且在老年時，還獲得許多肯定與推崇。
赫塞在1946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沒有親自去領獎，改由妻子代勞。此後，他也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但是花很多時間繪畫與寫信。走過自己心靈的風暴與時代的晦澀幽暗，老年時的赫塞花不少心力寫信安慰許多沮喪、不知前途在何方的德國年輕人。
換句話說，赫塞雖然透過寫《荒野之狼》來呈現他當年在大環境裡感受到的精神困境，但寫完之後，他並沒有一直受困在書中所描述的心靈暗牢裡。他不僅透過寫作抒發鬱悶，透過寫作在文字裡尋找安身立命之地，同時他也積極尋求醫師的幫助與治療。他清楚的病識感也讓他在書中提醒讀者，毀滅自己或別人都不是解決生命困頓之道，即便他因為生病的關係，有時不免會浮現這樣的念頭。
就像赫塞在《荒野之狼》這本書一開頭的〈出版者前言〉裡特別提醒讀者的：故事裡的主人翁哈勒爾即便有那麼多糾結自縛的心緒，但還是努力活了下來。即便哈勒爾在書中不斷與自己心靈的困境搏鬥，但是，他終究選擇與「生命」長長地共處，即便是「在某個地方拖著疲累的雙腳」。《荒野之狼》這本書走過上個世紀狂飆躁動的六、七○年代後，現在又走進了二十一世紀──這是一個必須好好解決上個世紀極端思想與自我認知病態發展留給我們許多待解問題的時代，一個年輕人精神健康與生命出路應該被高度重視與關心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