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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君臣初相見
我這裡所說的變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趙頊，臣是指的王安石。他們這次見面的時間是在公元一○六八年四月初四，地點是在東京開封府皇宮裡的天章閣。正因為有了他們的這一次見面，談得志同道合，從此君臣配合，合作到底，於是才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大變法──就是一個政權完全出於自願而進行的自我改革運動。
我之所以把宋神宗趙頊稱為變法之君，因為他確實是這次變法的主要人物，為了變法事業貢獻一生。一般說來，專制王朝的繼位之君大都荒淫萎靡，不圖振作，很少有勤勉好學，奮發有為的。趙頊是一個難得的有志於振興國家的優秀青年。他繼位時剛剛二十歲，平時不圖享受，努力讀書，廢寢忘食，尊師重道，曾經帶著自己的弟弟對講課的老師行大禮，為朝野所一致稱讚。他不甘心於宋王朝的積貧積弱，以向遼、夏兩國繳納歲幣為恥，朝思暮想，要實行變法，富國強兵，重振漢、唐雄風。有一次，他穿了一身戎裝去見自己的祖母曹太后，高興地問：「娘娘！你看我這一身衣服還好看嗎？」在他弟兄三人中間，他的個子最高，二十歲的青年皇帝，戎裝佩劍，英武挺拔。他這時多麼希望得到祖母的誇獎，有朝一日能夠揮師遠征，收復失地，為祖宗雪恥，為國家爭光。想不到曹太后卻勸他凡事要遵守祖宗成法，不要輕易談兵，而且說話之時，潸然淚下。這使他如同喝了一瓢涼水，一直涼到心裡。他又去找當年和范仲淹一起到西北抗擊西夏的富弼老相公，請教如何抗擊西夏的策略。富弼聽了以後，思考了很久，最後才慢騰騰地說：「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才是國家的大幸。」他很想問一句：「你當年的豪情壯志哪裡去了？」但是這樣太不禮貌，只好把眼淚往肚裡吞，還得點頭稱是。青年皇帝是多麼盼望能夠遇到一位知己。
趙頊早就知道王安石其人。他還在當太子的時候，代他掌管文書的官員韓維就經常介紹王安石的事蹟。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家貧苦學，二十一歲成進士，雖然詩文名氣很大，被一些文人學者所推崇，但他並不想靠拉關係，向上攀升，而是安心在基層當地方官，深入瞭解民間疾苦，實踐進行改革的辦法。雖經歐陽修等人一再向朝廷推薦，他都不肯應召，只埋頭在地方上做有利於老百姓的具體工作。他越不應召，名聲就越大。公元一○六○年，仁宗任他為三司度支判官，後又改任知制誥，他接受了，並向仁宗上了萬言書，書中已經列舉了許多變法方案。不知什麼原因，仁宗未作答覆，不久仁宗去世，此事擱置。英宗在位幾年，他仍在基層工作。趙頊繼位後，因為熱中於變法工作，把他那本萬言書中的許多變法方案看了又看，愛不忍釋，所以一再召他來京，任為翰林學士。他於公元一○六七年九月奉詔，遷延了七個月，才越次入對。
趙頊下令大開天章閣之門，把王安石迎入賜坐。他內心非常激動，自己雖然貴為皇帝，但是每天所接觸的人，多是唯唯諾諾之徒，有誰真能為我分憂。這個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氣宇恢宏，目光如炬，確有一副能擔大任的樣子。難道夢想多年的變法大計，就要依靠他來實現？他想問安石的話太多，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對安石說：「你在七年前所寫的那本萬言書我已仔細看過，其中所提到的許多新法以後我們都會認真討論，逐步實行。今天我想問你的，是治理國家以何事為先？」安石從容回答：「擇術為先。」（立個目標，定個標準）趙頊又問：「唐太宗怎麼樣？」安石又答：「陛下當效法堯、舜，豈能只學唐太宗！其實堯、舜治國之道至簡而不繁，至易而不難，後世的學者不能理解，以為高不可攀。」趙頊聽了這話，不禁開懷大笑：「你對我的要求可真不低呵！我自己衡量一下，恐怕達不到你的要求。今後就希望你盡力幫助我，共同朝這個方向努力吧！」和王安石的第一次見面，使這個年輕的皇帝心潮澎湃。在他周圍的人從來沒有這樣鼓勵過他！這個二十一歲的決心變法之君與這個四十七歲的決心變法之臣不僅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成了知己，從此以後，他們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變法。
司馬光怒斥新法
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態堅決支持實行變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員，文人學者，都公開反對新法，希望皇帝不要採用新法。帶頭提出反對意見的，就是司馬光。
這是什麼原因？是司馬光為人不夠正直，抑人揚己？不是。在當時，比王安石大兩歲的司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親司馬池的熏陶，篤誠好學，為人老成，十五歲時所寫文章「有西漢風」，二十歲就中了進士。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信念，沒有根據，他是絕不會隨便批評別人的。是他與王安石不熟，不瞭解王安石的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為官，年齡相仿，同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學士，互相尊重，常和呂公著、韓維四個人一起聚會，言談終日不倦，時稱「嘉祐四友」。正因為他很瞭解王安石的志向與才能，所以他對王安石的評價，比當時任何人為高。在給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竊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享譽天下）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很不容易請他出來工作）。識與不識（認識他與不認識他的人），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也。（大家都說王安石不出來工作則已，一旦出來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會受到他的恩惠）。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之高，可謂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那麼，他為什麼要起來反對新法呢？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寫的新法方案中發現了嚴重的錯誤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來阻止。這也反映了他對朋友的一片赤誠。本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面對面的爭論還不會發生得這麼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發了這場爭論。
公元一○六八年的十一月，政事堂因為河朔發生旱災，需要救濟，國用不足，請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後免賜文武百官的一筆銀絹。這筆絹銀屬於獎金性質，經濟困難的時候可以不發。這時的司馬光與王安石都是翰林學士，皇帝請各位翰林學士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司馬光首先表示態度：「既要救災，理當節約，免賜銀絹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卻說：「國用不足，不過是缺少善於理財的人，這事好想辦法。」司馬光立即指出：「所謂善於理財，不過是在民間斂財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讓，反駁說：「不然，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聽到了這樣一句話，平時心平氣和極有修養的司馬光不禁心頭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凡是天地之間所生的財貨百物總有一定的數量，這些東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當官的想方設法要從老百姓手裡奪取財物，那實在太容易了。西漢時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騙漢武帝說：只要實行一些新的財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賦而國用饒，這和你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一個意思。你們這次變法中所提出的『均輸法』與『平準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樣，名稱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為了討好皇帝，什麼花樣都想得出。他說對老百姓不加賦稅，其害處遠遠超過正式的增加賦稅。你們這次變法如果是學桑弘羊的斂財之術，那就不是變法，而是在變戲法──從無變有，這完全是欺人之談！」…… 〔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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