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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言中，司馬光的確是從王安石本人的言論裡發現了整個變法方案中嚴重的錯誤傾向；名曰理財，實際上是和桑弘羊的辦法一樣：想方設法，與民爭利。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變法，眼前就會出現一幅慘絕人寰的災荒圖。漢武帝後期民窮財盡，餓殍遍野，天下戶口減半的慘像並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國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沒有到過，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達到。從小就接受仁政、愛民思想教育的司馬光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與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語言的。他把這一套新法視為洪水猛獸，終身反對，絕不讓步，對於王安石這個老朋友，他一再寫信，勸他懸崖勒馬，勸他改弦易轍。實在勸不回頭的時候，他就不與王安石見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辭職，要求退出這個實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陽去寫他的那部獨特的史書──《資治通鑒》。對於司馬光的怒斥新法，我們不忙評論，因為以後他還要出場，還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現在需要探討的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辦到？
司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從桑弘羊的「民不益賦而國用饒」那裡學來的。王安石未加否認，當然也無法否認，因為「均輸法」、「平準法」（後改「市易法」）的確是從桑弘羊那兒學來的。我們能不能說，這件事，漢代的桑弘羊辦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夠辦到？因為宋代的生產水準遠遠超過了漢代，城市的工商業開始發展，已經出現了紙幣（交子）與匯兌（飛錢），可以用金融手段來刺激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的廣土眾民，農業始終是主要的生產手段，在老百姓中間，比例最大的還是農民。如果是小規模的試驗性質，用任何超前的辦法去理財都可以一試；但是國家財政等米下鍋，除了取之於民的老辦法之外，任何新的設想都不是可靠的。我們也可以說，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以盤剝百姓為目的，他可以用欺騙手段蒙蔽漢武帝，用玩魔術的手法去奪取百姓的錢財；王安石是憂國憂民的君子，他絕不會去做欺騙青年皇帝和損害老百姓的事。那我們就不妨認真瞭解一下，王安石在建議推行「青苗法」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有了可靠的實踐經驗，說了騙人的話沒有？
王安石在寧波當地方官初步推行「青苗法」的時候，效果究竟如何？經查有關記載，當時寧波的老百姓確實得了實惠。當時老百姓幾次遭災，有青黃不接之苦，王安石親自監督發放青苗錢（農貸），使得老百姓渡過難關，免受流離失所之苦，大家稱他為再生父母。後來在陝西某些地方年年發放青苗錢，已經形成規矩，效果很好，也為老百姓所稱頌，但是在全國大規模推廣的時候，事情馬上變了。「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在農村推行「青苗法」，還得依靠那些鄉官。那些人中間本來就有不少土劣，平時靠放高利貸剝削農民。你把「青苗法」推行開了，直接損害了他的利益，他會替你好好幹嗎？在整個鄉官素質沒有提高之前，王安石把「青苗法」的條文訂得再周到也沒有用。再好的經，給歪嘴和尚一念就走了樣。二十多年來，王安石嘔心瀝血，對一些變法方案從理論上研究得滴水不漏，在實踐上也花費了不少功夫，跋山涉水，親自推廣，取得成功。他信心百倍地向青年皇帝拍了胸脯，打了包票，想不到在得到皇帝拍板，全國推開，雷厲風行之後，許多地方就走了樣。青苗錢本來不許強迫發放，但是某些鄉官為了表現自己的政績，強迫農民接受，為了保證收回貸款，又強迫農民多家聯保。一遇天災，農民惟恐有人還不起貸款，輾轉牽連，所以常常成批外逃，出現一幅幅淒慘的「流民圖」。王安石這個書呆子在小規模實行新法的時候，親自監督，確實弊絕風清，老百姓得到實惠，稱他為活菩薩。他的政聲傳遍全國，所以有那麼多老上級老學者推薦他。他自己也是實話實說，並沒有說什麼騙人的話。
新法全面推廣時所遭受的失敗，不是新法本身不好，正如司馬光所估計的，是缺少一大批廉潔奉公的好幹部替你去執行。司馬光和一些對新法有意見的人士並不是不相信王安石，並不是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同等看待，而是認為王安石用人不慎，新黨中混進了一些小人，如司馬光信中所指出的呂惠卿等人，將來這些人利用新法，與民爭利，就會毀了新法，敗壞了王安石的名聲，他們的告誡不幸言中，後來新法推行的受挫，正是這個原因。
變法之路崎嶇難行
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這次面對面的辯論，是皇帝有意安排的，因為皇帝有心瞭解究竟誰是誰非。兩人激辯之時，皇帝密切關注。根據史書記載，最後皇帝還是鄭重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朕意與光同。」也就是在能不能「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這個問題上，他贊成司馬光的意見，對王安石的說法表示懷疑。這個問題不小，已經涉及到變法的目的。這次變法絕對應該按照儒家學者推行仁政減輕老百姓的痛苦這個原則進行。如果在變法的方法上有抄襲桑弘羊的與民爭利之嫌，那就會讓人聯想到苛政虐民，使人望而卻步。從青年皇帝的表現上來看，他似乎很猶豫了一陣子，因為司馬光的話確實有道理，但是他為了急於改善財政收支情況，最後決定仍然支持王安石繼續進行變法，但是在進行的方式上與新法內容上都不斷地進行大幅度修改，作了很大的讓步。
皇帝當然希望王與司馬合作，共同變法，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司馬光是真正的君子，一諾千金。他個人堅持反對理論根據不足的變法，決不參與。寧肯離開朝廷，到洛陽去著書。但他保證不批評變法，不作任何不利於變法的言行。他說話算數，從公元一○六八年的冬天他作出承諾，到一○八四年七月他把《資治通鑒》一書撰成獻給朝廷，在十六年中間，他絕口不提變法二字。
青年皇帝也是君子，儘管他一心想要變法，而他所推崇的司馬光反對變法，使他萬分傷心，但是他仍然衷心推崇司馬光，極力支持與保護他撰成《資治通鑒》一書，並且親自為之作序，使得這一部價值遠遠超過歷代「正史」而與《史記》齊名的偉大史書一直流傳千秋萬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自幼刻苦讀書，中進士後謹慎從政，受重用後一心變法，從來都是為國為民，沒有為個人打算過。他在私人生活上有些怪僻，例如不修邊幅，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但這一切都與人無損。他的政敵在攻擊他的時候，不管如何努力搜求，在他的私德上都找不出半點毛病來。司馬光寫給他的幾封信，他雖未公開接受，但是從變法工作不斷地改進的實際情況看來，他對老朋友的關心與勸告是逐步接受了的。尤其是司馬光再三告誡他：呂惠卿不可信，不可重用。等到他被呂惠卿出賣之後，他回憶起老朋友的告誡，不勝感慨繫之。
在說了這三個人互相之間交往的情況之後，不能不多說幾句話，來糾正一些對「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的錯誤認識。在「文革」時期，有人宣傳說，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是被儒家破壞了的。可是非常遺憾，事實絕非如此。司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個人都是正統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討問題，處理問題。宋神宗死後，新法雖然多被廢除，但是王安石親自制定的《太學三舍法》與他手訂的一些儒家經義的考試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說明他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於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說成法家，使得「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的性質都變了。既然說法家是進步的，革命的，「王安石變法」就應該定性為「革命」，至於王安石代表什麼階級？革誰的命？當然就永遠說不清了。其實「王安石變法」的性質最多也不過是君主專制制度內部比較溫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這次變法即使圓滿成功，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也只能說是從君主專制過渡到試探性的君主立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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