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民國時期有名的美男子，不過他曾長期受鴉片癮的折磨。

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文◎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八月三日，我接到一個看似平常的電話留言，請我去一趟日本總領事館。若我天生有預測未來的稟賦，那時我就應知道，珍珠港事件的序幕已經拉開了。那天距珍珠港被炸還有十年四個月零四天。

到了日本總領事館後，一個模樣穩健的日本高級外交官與我閒聊了一會兒，便起身把我往門外引。我不禁糊塗起來，猜不出他讓我來的用意。他陪我一路走過長而破舊的走廊，到了門外的街道，又走過一個拐角，才突然站定了。他四周觀望一陣，顯得不自在，然後朝我傾過身子耳語道：

「你想要好新聞的話，就到北邊去吧。馬上去滿洲，到處看看。」

「為什麼？」

「我沒法說，不過你只管去就是了！」他那樣子，好像給自己的大膽嚇得不輕。最後，他終於鼓足了勇氣。

「雪季前，我們就會拿下滿洲的。」他啞聲道，話一出口，就急急轉身，頭也不回地朝他那幢樓趕去。

我目瞪口呆，望著他的背影，也不知站了多久。震驚出神了許久，才發現十幾個洋車夫正圍著我，吵鬧不休，都想搶到生意。看來我已經呆站了好一陣了。誰的車我都不坐，決定步行。我先是大步疾行，然後漸漸放慢腳步，越走越慢。行至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中央，我停住了腳步，倚身欄杆上，視而不見地盯著泥黃的黃浦江。

怎麼辦？茲事體大，聽上去又極不可能，若不先行調查就告訴美國總領事，好像不甚妥當。我的報訊人固然是有相當職位的官員，過去也從未誤導過我，但「拿下」滿洲？似乎太離譜了。日本是國聯成員，中國也是。對這種大規模的盜取領土行為，美、英難道會坐視不管？蘇聯難道會安安靜靜？

我繼續步行。到辦公室後，便與羅伯遜探討了此事。日本若採取行動，藉口是什麼？固然，它對中國的抱怨一次怒過一次，說中國對各項條約不斷破壞，說中國正在建造一條鐵路，竟與南滿鐵路平行；中國人與屬於日本臣民的朝鮮農民，也曾因水渠和稻田發生流血騷亂；一個在瀋陽西北縱深地帶作非法勘測的日本大佐，先是失蹤，繼而發現被殘害。但借此便要「拿下」滿洲？要知道，這塊土地，面積約等於美國的六分之一，人口更達三千萬。實在是匪夷所思。

兩小時後，羅伯遜便買來了兩張明日上午去大連的船票，坐的是一艘日本籍內海輪船。我擬好一份給時報的電報，把日本官員透露的內容，字斟句酌地作了隱蔽的轉述，要求前往滿洲、朝鮮、華北作廣泛旅行，以探明真相，並要求時報以隱蔽的語言回覆，回電務必於四十八小時後發到我手裡，住址是大連的大和旅館。電報寫好後，我又另擬一函給駐香港記者，要求他將電報在香港發出，以免在上海洩密。隨後，我雇了一條小船，將信件送往浦江下游的一艘英國輪船。船上的一名高級船員是我的朋友。當天下午，這艘船就將起錨南行了。

八月六日中午，我抵達大連，紐約的回電已在等我。電文是：「調查之行照准，然不得作任何個人預言。」

事實上，個人預言是毫無必要的。日本文武官員人人都在斷言將要發生之事，而且都直言不諱，這便已足夠了。他們的話足以讓人警覺到，日本的「耐心已經到頭」；日皇「絕不會再忍受公開侮辱」，早已準備停當，要「斷然行事」，制止所謂「中國的兩面三刀」。

這一類的公開言論可謂無處不在。旅順關東軍總部的頭目們已在公然備戰了，而且直言不諱。南滿鐵路沿線一派忙亂景象，大批物資源源不斷湧入鐵路區。按照日俄戰爭的戰後協定，日本可在鐵路區最多駐兵一萬五千人。但照我個人估計，從大連到長春，從瀋陽到鴨綠江北岸的安東（今丹東），各處散布的日軍總數，已有四萬人左右。

無論是在瀋陽，還是在長春、哈爾濱、大連、安東，日本軍官個個激動不已，坦言要施以重擊，將張學良的軍隊一舉趕出滿洲。張學良懸掛國民黨黨旗，宣誓效忠南京之舉，在日人看來是公然侮辱，不可原諒。據日人指控，張的做法使日本所受之不公正對待難獲糾正。他們說，每當他們向張學良瀋陽總部作投訴，總被轉到南京去；而向南京作投訴時，又總被轉往瀋陽。日本人是既惑且怒，覺得別無他法，唯有訴諸武力。

朝鮮的行政首都漢城（今首爾）也不安靜。當時的朝鮮總督宇垣將軍與滿洲一側的普通校佐們並無兩樣，也是個公然大談武力的人。

至於中國人對緊張局勢如何反應，則難以弄清。整個滿洲找不到一個敢對此置評的中國官員。滿洲軍閥張學良此時正躺在北平協和醫院裡。他包下了住院大樓的一翼，其中有多間遊戲室。據說他是感染了傷寒，正在康復中，但離痊癒似乎遙遙無期。其實，他是毒癮纏身，每天要不停吸鴉片，打嗎啡和海洛因，人已經瘦脫了形，狀似骷髏了。他趁著住院治病，將各種靈丹妙藥一一試來，希望能戒毒。他的班子也全在北平，而留在滿洲的地方官吏，只能在萬籟齊喑之中，等待著大難臨頭。

滿洲的一干美國官員，諸如總領事和領事之類，對局勢是欠缺洞悉的。他們認為，日本人是在虛張聲勢，而中國人自會被日人的聲勢嚇倒而退讓，衝突自然就不會發生。對此我實難苟同。從漢城歸來途中，放眼望去，朝鮮境內的鐵路兩側，停靠的軍用列車連綿不斷。但見平板車上野炮齊列，蒙著帆布炮衣；其他車廂則滿裝軍糧、彈藥和供軍馬食用的麥秸。連紅十字列車也已準備停當了，只等著去救治傷員。

日復一日，我不停向《紐約時報》發出一篇篇電訊稿，長篇大論，分量凝重，但南滿鐵路電報局的日方電檢人員卻一字未刪。我的稿件大量引用日本軍官的談話，表露日方意圖，自以為每天都要占據報紙的頭版了。

但八月份的報紙一到，卻發現我的稿子一篇未上頭版頭條。最重要的稿子中，一些不見採用，另一些則塞到後面的第十五或十六頁，譬如，被放在財經新聞和招聘廣告之間。據我猜測，紐約總部也許向國務院諮詢過，也認為日本是在虛張聲勢，怕用聳人聽聞的大標題把我的獨家新聞登出來，會助紂為虐。

這讓我深受打擊，失望尤甚。

羅伯遜與我在滿洲地區和朝鮮的調查持續了近一個月，極盡其詳。之後便進入華北，於九月三日晚抵達北平。

次日，即九月四日，我拜訪了納爾遜．詹森。他那時仍是公使，後來才升格為大使。我帶上了在滿洲地區和朝鮮所發電訊的副本，塞滿了一個文件夾，並把其中內容擇要向他作了彙報。另有一些內容，我的報料人不許我公開報導，我也向詹森作了彙報。他貌似客氣，卻明顯能看出心存疑惑，興趣也不大。我推測，國務院對我在時報上的報導絲毫未留意，因此，並沒有要求駐北平公使對華北緊張局勢作核實或否認。這一推測，事後證明無誤。

我於數月後重晤詹森，他才態度優雅地向我致歉。

他說：「實在是抱歉，那時我還以為你不動腦子就瞎說。後來，九月十七日那天，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博士也從滿洲來了北平。他說的內容，許多跟你九月四日說的一樣，我這才警覺起來，開始關注這件事。所以，直到九月十七日福開森離開我辦公室後，我才向華盛頓作了彙報。」

九月十八日晚上，「滿洲事件」（即九一八事變）終於發生了。

我碰了美國公使的軟釘子後，心灰意懶到了極點。後來，我又與平津地區的日本領事館及軍方官員數度交談，更加堅信，遠東地區已瀕臨大災難的爆發。

最後，我只好向張學良的澳洲籍顧問端納求助。端納一九三一年侍奉張學良，後來又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幕僚，地位顯赫。看得出，端納被我打動了，但卻說，少帥仍在警備森嚴的醫院裡，要見他恐怕不易。

最後總算安排了會面。張少帥病魔纏身，一臉煙容，讓我大吃一驚。一九二六年秋，我初識他時，他強健、臉色紅潤，是個英姿勃勃的青年軍官。時至一九三一年，他卻已身心俱損了。

我將滿洲所見，簡要告訴了他，並問他，會有何種作為，來拯救滿洲，為他自己，也為中國。依我看，他對我的話，聽懂者不及半數。臨走時，我將所寫電訊稿的副本留了一套給端納。他保證，張少帥一定會給我一份可資引用的聲明。

聲明倒是來了，卻根本不值得為它浪費電報錢。裡頭陳詞濫調連篇，說是期待與日本睦鄰友好相處，一切還按中日雙方視為公平合理的安排辦。即便如此，我還是為它發了一條電訊，畢竟它是中方的唯一反應。

……未完，全文請見《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

莫理循（後右二）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時，與有賀長雄（前）、韋羅貝（後左一）等外籍顧問合影。

莫理循被任命為民國總統政治顧問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文◎吉米．麥克佛森（James M. MacPherson）

儘管俗稱「精明的蘇格蘭人」（Canny Scot）的莫理循博士（注1）將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的傳聞由來已久，但幾天前宣佈的這項正式任命還是引起了舉世矚目。

全球各文明國家的政府都在密切關注此事，並召開祕密會議對此進行討論。由於我們的對華關係十分重要，並且中美關係可能愈加密切，總統塔夫脫（注2）和國務卿諾克斯（注3）更是對此高度關注。在金融界，此項任命更是銀行家們廣泛談論的主題。毫無疑問，莫理循博士將會在涉及善後大借款或其他關乎民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有更多發言權。

雖然此間人士對這項任命有不同看法，但總體說來，贊成者居多。莫理循博士作為《泰晤士報》記者駐京五年，他有足夠時間觀察列強在北京的利益角逐和較量。很顯然，美、俄、德、日、英等國駐北京的公使館一定很想了解這位新角色登場後，將如何、何時、在哪些方面，對中國事務發揮影響。

他不僅記錄著、而且參與創造著這個國家的歷史

莫理循博士的使命，正如他自己所表達的一樣，是要保持中國的團結緊密。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整頓目前混亂無序的狀況，使其變得井井有條。眾所周知，莫理循是已故國務卿海約翰（注4）的國民自治論（Subject of Autonomy）的忠實信徒，而我們的國務卿在外國政要中是中國最好的朋友。

這個獨特的人接受了一個獨特的職位，而他的成敗可能影響遠東事務，乃至可能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未來。

可以說，沒人能比莫理循博士更有機會了解到中國事件的真相，這導致了幼年皇帝的倒臺和民國的成立。十三年來，莫理循居住在北京，並周遊中國各省，他不僅記錄著、而且參與創造著這個國家的歷史。

名義上，他是倫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但實際上，他是大不列顛政府在中國的非正式代表，在滿清帝國的宮廷裡，他發揮著比英國駐華公使更大的影響力，也享有更大的權力。

在遠東政治史上，莫理循博士的地位無與倫比，他能夠深入外交內幕，進入別人難以涉足的政治核心，準確掌握信息，並顯示出驚人的斡旋能力。他在京城裡建立了這樣的一種特權，即能夠在幾乎所有的危機中與各方勢力進行協商和溝通。

頗有爭議的任命

議會對他的任命頗有爭議。中國官場錯綜複雜，人際關係盤根錯節，辦起事來也很費周折。但與他們打交道的這位外國人卻具有一種神奇的能力，無論事情多麼棘手，他都能易如反掌地弄清情況，抓住要害，理出頭緒，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英國政府不止一次拒絕正式確認莫理循的任命，只是在事實得到完全證實後方才承認。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寇松爵士（注5）解釋政府保持謹慎的原因是這件事實在關係重大，而《泰晤士報》譏諷他的解釋不過想顯示自己有「未卜先知之能」罷了。

愉快地讀到自己遇難的訃聞

一九○○年，義和拳暴動，北京形勢混亂不安，各國公使館危在旦夕，莫理循本人也處境危險。《泰晤士報》曾根據風聞刊出有關他可能遇難的長篇報導，文中充滿溢美之辭。莫理循的確是「起死回生」，他在文章刊出數週後，很愜意地讀到自己的訃聞。

得益於他豐厚的人脈和過人的膽識，莫理循未在拳亂中喪生，他躲藏了幾個星期。其間，還志願參加了好幾次危險的救助行動。在局勢變得不可收拾時，他顯示出了自己力挽狂瀾的能力。最典型的事例是，拳亂初起時，他帶人營救了一批受困於北京城郊一座廟裡的美國婦孺，他們的藏身之處正好位於義和團向京城行進的路上。此舉使莫理循獲得北京美國僑民的廣泛讚譽。但莫理循本人談及此事時總是強調，他們之所以得以脫險，全仗中國人好心的幫助，榮譽應歸功於這些善良的中國人。

這是一位人們在困境中可以依靠、滿臉是泥、健壯快樂的英雄好漢。在東交民巷遭到攻擊期間，他與日軍大尉斯波（Capt. Shiba）、美軍上尉斯圖雷茲（Capt. Stroughts）並肩作戰，後者在交火中被殺。莫理循博士也身負重傷，但大難不死，他立刻又站了起來，積極固守他的崗位（注6）。

對人、風俗、古玩、新發明和新書充滿好奇

從外表看，莫理循博士像一位冒險家和成功商人，他身強力壯，結實的體魄非常適合戶外運動，是典型的西方紳士做派。他總是顯示出自己對新奇、反常和奇特事物的喜愛之情。只要聽說要外出旅行，他會毫無困難地立即調整到野戰狀態，並很快適應新的環境。他對人、風俗、古玩、最新科學發明和新出版的圖書都充滿好奇。

在北京他精心佈置的家裡，收藏有九千冊與中國有關的圖書，據說這些藏書是世界漢學研究的最好珍藏。他的書房堪稱典範，每一冊書都分門別類，有目錄和索引，便於他隨時調用相關的事實和資料。看過他的書房就知道他成功的祕訣。他的座右銘是準確無誤，這是一個追求準確到極致的人。

因此可以說，他在整個遠東地區，是擔當中華民國政府政治顧問一職的不二人選。他的聲望和淵博的學識獲得了中西方各界人士的認可。最近，他與同事訪問日本，受到天皇款待，對於一名西方記者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殊榮。

一九○○年秋天，他赴太原府訪問新成立的省諮議局。當他步入會場時，全體議員起立向他表示敬意。他的這項任命對中國人來講是順理成章的。長期以來，中國人把他當成自己的真誠朋友，對他充滿信任，他也可毫無畏懼、不帶偏見地批評他們。

莫理循的聲譽並非只是來自中國國內，也來自那些認他為敵的人口中。他樹敵頗多，但這些人對他都心懷敬意。

他是唯一到訪過民國每一個省城的歐洲人

他有一個習慣，即任何人都知道的地理方位，他必須要親自查看過後方才相信。莫理循博士眼光敏銳，他對中國的東南西北瞭如指掌，其信息的精準甚至超過任何一個中國人。

他騎著一匹比當地人想像的還要高大的駿馬，走遍了華夏。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受到大使一般的敬重和款待。某省都督贈送他一對陶瓷燒製的雄獅，安放在他京城宅門兩側，他卻在院內為這對獅子另找了個地兒，一是防損壞，二是不想驚動百姓。

有一次，他曾從中國的河南府（譯注：今洛陽市）搭火車橫跨中亞，到達俄羅斯的鐵路終點站安集延（Andijan），旅程長達三千七百六十英里。過去幾年裡，他主要穿行於中國各主要城鎮，他是唯一到訪過中華民國每一個省城的歐洲人。

【注1】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澳洲出生的蘇格蘭人，被西方讀者稱為「中國的莫理循」。1887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科，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中華民國總統頭等政治顧問（1912∼1920），是中國近代史上許多著名事件的親歷者和參加者。莫理循當年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產，外交圈稱王府井大街為「莫理循大街」。莫理循在1903年5月因攻擊清廷，被滿清政府驅逐出境。辛亥革命時發電：「清朝危在旦夕，中國知識分子的多數皆同情革命黨。很少有人顧惜這個使用太監、因循守舊、腐朽沒落的朝廷。滿朝文武，憂心如焚，皇上的前景有些不妙。」作為民國政府政治顧問，他參與了鞏固袁世凱統治的過程，幫助民國政府對抗日本《二十一條》政治訛詐；推動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認為「協約國」一定勝利，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和會」可要求廢除與戰敗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反對袁世凱稱帝。病重之際，仍盡心為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審定各項公文底稿，努力為中國利益據理力爭。莫理循居住北京長達二十餘年，他的大量報導、通信與日記成為研究這一段中國歷史的重要素材。他的私人圖書館收藏了有關中國和亞洲的圖書、雜誌、地圖等文獻二萬多冊，被稱為「莫理循文庫」。1917年，莫理循在華收藏的大量東方學文獻被日本人岩崎男爵以三萬五千英鎊收購，成為日本最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東洋文庫」的前身。

【注2】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 1857-1930），生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耶魯大學畢業後任律師。1890年任司法部副部長。1901年任菲律賓的第一任民政總督。1904年起任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政府的陸軍部長。1908年當選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1913年卸任後為耶魯大學法學教授。1921年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後病逝於首都華盛頓。

【注3】諾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 1853-1921），律師出身，曾任卡內基鋼鐵公司（Carnegie Steel Co.）的法律顧問。1901年任司法部長，1904年當選參議員。1909∼1913年任塔夫脫總統的國務卿，全力推行「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即以增加對外投資為手段擴大美國在海外的政治影響。1917年重回參議院，成為反對國際聯盟的首要人物。

【注4】海約翰（John Milton Hay, 1838-1905），律師出身，曾任林肯總統的私人祕書。後赴歐任外交官，1870年返美當新聞記者，業餘從事寫作。1878年任助理國務卿，1879年任駐英大使，1898年開始任美國國務卿，先後在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政府和羅斯福政府下工作。在對華事務上，反對列強劃分勢力範圍，主張「門戶開放，利益均霑」。

【注5】指第一代凱德爾斯頓的寇松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1859-1925），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曾任印度總督，1919∼1924年任英國外相。

【注6】莫理循在東交民巷被圍期間參與防守。1900年6月16日，在使館被圍前幾天，曾帶領一個小隊攻擊帥府園坎字義和團，救出正被追殺的華人教民。他在此日前後帶回幾百名教民，安置在英使館東側的肅王府，後來華人教民數目增加到二千七百五十多人。這些人因此得以生還。莫理循本人於7月16日負傷，外界誤傳他已被殺，《泰晤士報》為此刊發主編寫的長篇祭文。

……未完，全文請見《共和十年(上)：〈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191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