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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打擊樂團的誕生 Chapter1-3 在原本的計劃裡，樂團要在我回國五年之後才成立，在這之前，我希望透過個人的音樂會、演講與示範，以及各種教學研究，為團體先儲備本錢，也找到觀眾，然後我才能真正著手組團。根據預估，這些之前的準備工作大約要用五年的時間完成。 不過在這一段推廣「打擊樂」的時期內，我已經常常帶著我的學生，四處應邀進行示範演講。因為音樂具有相當的渲染力，只要是曾經來現場看過演出的人，幾乎都會喜歡上音樂，所以我總會在演講中安排演出示範。我的學生們本來只是在演講過程中幫助我安排樂器的，在他們的技巧有了一定的程度之後，我也會安排他們上台與我合奏些曲子。 1983年年底，我和學生們實驗性的，在台南和台中各舉行了一場的「打擊樂音樂會」；1985年，我們又在台北舉行了一場「朱宗慶師生打擊樂音樂會」，應該可以說，這個時候樂團的雛形已經浮現。而且，每一次的演出，觀眾的熱烈反應都讓人驚訝，我可以感受到，「打擊樂」的空間出現了，而我們也已經累積了一種無法阻擋的能量，即將爆發。 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其他的組團元素也陸續出現，例如我們的團名。在我們的師生音樂會舉行過不久之後，我和學生們應邀到高雄參加音樂家溫隆信先生舉辦的一項活動的演出，我還清楚記得那場活動的主持人是當時十分有名的演員陸小芬小姐。為了方便向觀眾介紹我們這樣一個團體，溫隆信先生便稱我們為「朱宗慶打擊樂團」。這是樂團的名字第一次出現，但是那時候，我們還不是一個正式的團體，也沒有想到，這一個名字就從此和樂團密不可分。 雖然離預計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不過此時的我已經可以確定，樂團必然要成立了，因為觀眾的熱切出乎我們的預料；我的家裡，堆滿了我幾年內添購的各式各樣的樂器；而我那群平均年齡還不到二十歲的學生們，已經默契十足，可以一試身手了。因此，我們宣佈成立，那一天是1986年1月2日，還是冷冽的冬天，大多數的人因為新年的關係，可能還在家休息睡覺，而我們因為踏出了夢想的第一步，歡天喜地。 樂團是在台北國聯飯店宣佈成立的，慶祝會就設在忠孝東路的韓香村火鍋店，我們因為「朱宗慶打擊樂團」的成立而興奮不已。半開玩笑的，團員們一個個輪流到街上打公共電話到火鍋店裡找自己人，想聽到餐廳的擴音器大聲嚷叫那一句：「朱宗慶打擊樂團，櫃檯電話！」我們笑說是要為這個新樂團做宣傳，可是我想其實大家都想透過別人的口，一再提醒我們自己這個事實－－樂團成立了！ 不過因為我的所有積蓄幾乎都用在樂器的添購之上了，一開始根本沒有錢為樂團租一個場地，所以決定將團址及辦公室設在我的家中。那時我在樂業街上的房子不過三十餘坪，將客廳與飯廳間的牆打掉後，就有了一小塊可以使用的場地，不過放了樂器之後的空間，也僅夠轉身而已。我還第一次聘請行政人員－－秘書鄭惠玲，就在這個擠得不能再擠的小空間上班。 所幸，有許多相信我們的人，在這個時候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馬水龍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當時是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他毫不吝惜地將學校的資源提供給我使用，因此我們的樂團可以在學校的場地練習。同時，在音樂的觀念上，馬老師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唯有作曲家與演奏者結合，才能讓打擊樂的領域更加豐富，我對此極為認同，因此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國人創作。 舞蹈家林懷民老師則給予樂團成長發展最佳的參考典範。我回國不久，就在林懷民老師的邀請之下，進入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教書，教導舞者認識舞蹈與音樂的關係，並經常隨同雲門出國巡迴演出，因此與林懷民老師以及雲門舞及建立了長期而深厚的情誼。我仔細的觀察林懷民老師經營雲門的方法，一方面學習，一方面構思著我自己的團體，而林懷民老師從來不吝於提供他的個人經驗，讓我在創團的一開始，可以先做好準備，避免掉一些可能的錯誤。 樂團的誕生與成長，林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而樂團創團十五年來，我能夠回想到唯一一次曾想過解散樂團，也就是雲門第三度宣佈暫停的時候。當時樂團正由業餘逐步轉型成為半職業的演出團體，雲門的「暫停」對我的衝擊很大，然而社會上的反應卻出奇的淡陌，對於這樣一個對台灣文化發展有著卓越貢獻的團體宣佈暫停，竟然沒有強烈的嘆息與挽留。於是我也開始對於自己以及樂團存在的必要性產生了質疑，覺得或許自己這樣的投入與專注，其實是一廂情願，可能就算沒有了樂團，也不會有太多人在意呢。所幸我還是堅持下來了，「朱宗慶打擊樂團」也才得以在今年熱烈地慶祝成立十五週年。 而為我們樂團想了名字的音樂家溫隆信先生，則送給樂團很實際的慶生禮，不僅提供了我們第一次演出所需要的部分樂器，還與許常惠老師一同帶著從來不懂得要找外援的我，去找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先生，要到了生平的第一筆補助款十萬元。而擅於演出實務與行政執行的高哲彥先生，則協助我們做海報、編節目單，還教我們一些開記者會的禮儀。一直是好朋友的?燕樂器公司陳少甫先生，提供了我們免費的樂器，而且當時還常常捲起袖子幫著搬樂器、整理舞台。 就在這些人的全力協助之下，樂團不但順利的成立了，並且在宣佈成立的四天之後，舉行了創團音樂會－－「串聯」，我的打擊樂啟蒙老師北野徹接受了樂團的邀請，來到台灣和我以及我的學生們「三代同台」演出。北野徹先生大概想像不到，當年他來台灣教我打擊樂時，台灣的打擊樂壇還是一片荒原，而短短幾年內，他有了一批徒孫，而台灣有了第一個打擊樂團。 當然一開始，樂團是以業餘樂團進行登記，學生們利用課餘的時間一起練習，遇到有演出，在另行安排演出的種種事宜。這時他們領的是演出費用以及少許的車馬費。然而到了第五年，樂團的邀演機會日漸增多，團員們的投注時間與精神日益增加，再加上他們也陸續要離開校園，謀一份足以自主獨立的工作，也剛好我們當時獲得了文建會扶植團隊的補助以及藝術貸款，於是我就決定將樂團「職業化」，支付團員全職工作的薪水，相對的他們要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把樂團的練習、演出當成他們的「專職」，讓樂團的水準更上層樓、精益求精。 這是一項冒險之舉，一但把樂團職業化經營，就等於對團員們做了承諾，要讓他們生活無慮，可以全心投入，要做到這樣的承諾，樂團就要有長遠的規劃、不斷成長的機會，以及穩定的收入。可是誰也不知道觀眾們對於樂團的好奇心與熱度能夠維持多久，樂團職業化之後，會不會樂團反而要面臨入不敷出的尷尬。 我大可選擇保持業餘的狀態，鼓勵團員們四處兼職演出、教課，等到有演出在集結起來練習即可。可是維持業餘的狀態，樂團的品質將難以保證，團員可能會沒有向心力，這不是一個用心的藝術團體應該有的情形。為了表示認真以及對樂團的看重，我將樂團職業化，以所有的身家財產當成成本。事實也證明，職業化確實有其必要，而且它成為一種驅策力，讓所有成員都更加嚴肅地看待樂團的所有，終讓樂團更形成熟，而有今日。 我想，應該是那種鄉下人憨直、不夠精明的特質，讓自己從來沒有猶豫，創造了這樣一個空前的「另類」古典音樂團體。雖然不知道這種特質究竟算不算一種優點，可是我可以確知的是，很多時候想多了，反而就失去了真正動手做的勇氣，機會稍縱即逝，一個人能有幾次說「不」的機會呢。 人的潛力無窮，這是我母親從小告訴我的，而我也相信，只要用最大的誠意，實踐每一項自己許下的承諾，「希望」就會成功。如果今天朱宗慶打擊樂團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成功的範例，那麼這些我一直奉行的信念，或許真的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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