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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打擊樂團的誕生 Chapter1-2 1982年6月29日我學成返國，回國的第二天，就立刻投入工作；一個多月之後，還辦了返國後的第一場音樂會。 除了在省交擔任打擊樂首席，我同時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打擊樂「佈樁」工程。那一年，台灣省教育廳舉辦「台灣省音樂教育研習會」，在全省各地舉行研習營，讓老師們可以參加後累積進修點數，有利於老師往後的升等。第一年，我就到全省各地進行了一共50場左右的演講，透過演講接觸的老師至少有五千到六千名。我用很簡單的語言，配合示範，將打擊樂介紹給這些老師，結果大受歡迎，老師們反映甚佳。 當時我發現，這些前來聽我演講的老師們，並不全是音樂老師，很多是因為有興趣，或者是為了升等而來，這讓我有了一個想法：僅僅一個人，我無法親身接觸說服所有的潛在聽眾，但如果這些老師們能夠對於音樂或打擊樂產生興趣，而且進一步影響或鼓勵學生來聽，打擊樂的欣賞人口就會迅速的建立起來。以一位老師影響五位學生的比例來粗略的計算，我一年的五十場演講將可以間接的培養二、三萬名潛在打擊樂欣賞人口。 事實上，這樣的想法也證明確實有效，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力在人生的某些階段是最大的。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之下，「打擊樂」這個陌生的音樂型態，能夠迅速的受到大眾的接受，這些老師們的協助功不可沒，他們回到校園不僅能夠向學生介紹這樣的音樂，還十分熱心的為將來的音樂會宣傳、推票，成為日後樂團分散於全省各地的忠實「樁腳」。這樣現在看來類似「直銷」的音樂推廣方法，在當時是一種很少人做的嚐試，可是後來卻成為許許多多藝文團體的基本推廣模式之一。 此外，我也在國立藝術學院、國立藝專、文化大學、曉明女中教書，並開始招收個人學生，像是現在樂團的駐團作曲家洪千惠、張覺文、鄭吉宏、吳欣怡、吳珮菁、林怡昕等人，就是我的第一批學生，也是後來樂團的第一批團員。同時我還積極的向設有音樂系的學校遊說設立打擊樂組，因為我知道，打擊樂的推廣，僅僅靠一個人的努力，成果會是有限的，只有學校開始重視打擊樂，培養打擊樂音樂家，這塊領域才有豐富收割的一天。 這就是我初期的「夾攻」策略：一方面要有製造的豐富資源，另一方面也要有推廣的管道。 然而這樣的策略，講的是長期的效果，不能立竿見影。為了讓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打擊樂」在短期之內能夠建立認識，甚至於喜歡，我還有另一種做法，便是透過大眾娛樂媒體，去開發沒有接觸過古典音樂的民眾。我還記得我第一個參加的節目，是張小燕主持的「綜藝一百」，我在節目中做了打擊樂的介紹，並且做了一些演出。效果真的十分好，之後，我又陸續的上了一些綜藝節目，推廣打擊樂。 古典音樂家上綜藝節目，這件事顛覆了很多人對於古典音樂的想法。在此之前，音樂家給人的印象都是中規中矩，去聽音樂會是要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的。但是透過這樣的娛樂媒體，很多平常不接觸藝文消息的人終於發現，古典音樂還有很不同的面貌，並不一定難懂，所以他們願意「撤防」，去聽一場打擊樂的音樂會。而我相信只要他們願意踏進音樂廳，他們會愛上打擊樂，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而且，我也擅於營造氣氛，每一次的記者會，我都會竭盡所能邀請所有媒體的記者前來，一來希望滴水不漏，透過所有可能的管道接觸民眾，二則為記者會製造熱切的情緒，彼此感染，讓媒體記者先愛上打擊樂的熱情，他們才會將這樣的感受傳達給讀者。這些現在看似平凡無奇的做法，在當時卻很少人實行，至少，不像我這樣的大張旗鼓。 還記得就有人這樣的問我：「朱宗慶，你還有什麼新花樣?」很多人很難想像，為什麼我不像其他學音樂的人一樣，到省交、市交、台北愛樂這些有名的團體中，謀一個安穩的職位，而是東奔西忙的推廣這種絕大多數人不懂得「打擊樂」。其實，我只是想帶回一種可能性，因為當時的社會，雖然各種條件都不算齊備，但是卻有著太多蓄勢待發的能量，許多作曲家，如馬水龍、賴德和、溫隆信、錢南章、潘皇龍以及李泰祥等人，都在為音樂找更寬闊的發揮空間，而雲門舞集則在林懷民老師的帶領之下，風靡整個台灣。 所以對我而言，打擊樂只是另外一種管道，是讓大眾接觸我理想中美好生活的另一種方式，我從來沒有預料一定要成就什麼。我只是做了一個決定，接下來便戮力以赴，用盡所有的方法去完成我的目標；我不給自己限制，只問是否已經盡了全力。也許是這樣的態度，很多事情，都比我原有的計劃還提早完成。而事實上，也許就是因為這種出人意料的「打擊樂」成功案例真的振奮人心，後來就有很多不同型態的演出團體，在短時間內陸續成立，讓台灣音樂界變得更豐富、更多元。 當時的我，只有二十七、八歲左右，雖然我不太能確定一定會有如何的好成績，但是我有滿腔熱情，也充滿了幹勁。幸運的是，也有很多人有信心，並且適時的給了我心理上的鼓舞。 就例如報紙記者，我才剛回國不久，我哥哥就說服聯合報地方版記者朋友，為我做了大篇幅的報導；十天之後，當時服務於聯合報的黃寤蘭小姐也寫了一篇我的故事，登上全國的版面，突然之間，大家開始留意到有這麼一位叫做朱宗慶的人，玩一種叫做「打擊樂」的東西，看起來十分有趣。接下來，民生報的侯惠芳小姐更給予我極大的支持，信任我、鼓勵我，並且經常加以報導。此外，救國團還在1983年頒發青年獎章給我，那時我回國還不到一年，那種受寵若驚的心理真的難以形容，我越來越對自己產生勇氣，越來越相信自己可以完成夢想。 從媒體到獎章的肯定，讓我清楚了解一件事－－人需要被鼓勵，因為那一種被尊重與重視的感覺，會對自己形成一種壓力，驅策著自己更加努力。 也因此，現在的我總希望讓有能力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我不吝於肯定，也讓他們感覺到我對他們的重視。我總是希望，當初人們給予我的，我也能贈與下一代的人，如此一來，會有更多有夢想的人，有更多的自信，找到實踐理想的舞台，就如同當年的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