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文風鼎盛的台灣府城（台南市金葫蘆街），小學課餘時唸私塾，習漢文（閩南語）、吟童詩，由於父親吳筱霞酷愛詩文，曾拜進士許南英門下，並提供台南故居「吳園」之嘯霞樓為其寄寓處，詩人薈萃，耳濡目染，他說從小自己心中即有一位進士做為憧憬的對象，他稱他先生公。

宿命安排　進入文學領域

　 　十歲時母親過世，隨著在製糖株式會社工作的父親被調派至台中做支店長，遷至台中，最後定居員林舊館，前後換了三所小學，在員林舊館公學校畢業那年，適六年制完全公學校開辦，於是續讀兩年。

　　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自小三人即分居三地讀書，大哥於八歲時去日求學（之後參加日本南方開發團，於一次船難中喪生），么弟九歲到上海唸書，惟獨他留在台灣就著日本學制一路唸上來。台中一中畢業後考入台北高校，由於輕度紅綠色盲不能讀理科，基於個人自幼對文學的喜好，遂選擇文科乙類就讀，主修德語，從基礎打起。

　　高校可以說是台北帝大的預備學校，只要申請入學人數未逾限額，皆可直升帝大，超額則考試。他說當時有機會的人都會去日本，而他既不能去日本，台大又沒有德國文學，直到高校畢業在即，他都還不知道要讀什麼。進入文政學部的學生大多數讀政學科，不論是法律或經濟都有出路，不過他卻選擇了被認為最冷僻的東洋文學，與早他一年入學的一中同學田大熊（筆者按：已於八十六年六月過世）兩人是台北帝大專攻東洋文學的先驅。

一生大幸　喜遇神田先生

　 　東洋文學主科為中國文學，有東京與京都派別之分，大抵東京派重宋學，京都以考證學（清朝樸學）為主。第一任講座久保天隨教授研究戲曲，是日本著名詩人，助教授神田喜一郎則以考證學為擅，他說由於久保先生東京腔的口音聽不清楚，所以不敢碰他的詩文，而來自京都的神田先生，有一口標準的日本國語，以及諄諄善導的耐心，讓他從此與考證學結下不解之緣。

　　雖然在公學校時代學過漢文，也隨父親讀過《唐詩三百首》、《文學初階》等啟蒙書，但十餘年的教育都是用日文上課，也都是以日本的漢字音來讀中國古籍，所學不敷所需，進入大學益感捉襟見肘，所以說「遇到神田先生是我的好運，我入學時根本是一張白紙，沒有基礎，神田先生從初步訓練起，即使是基礎也不馬虎，他以陳奐的《毛詩氏傳疏》、胡刻《昭明文選》等原典為教本，我的畢業論文即以《詩經文法研究──「其」字 》為題完成」。

　　當年社會禁用台灣話，但在校園裏能夠自由地接觸中國大陸文獻，而文學科學生只有二、三人，即使國文（日語）課與其他學生合班，也不過十來人，所以與神田先生一對一教學的機會很多；對一個大學生而言，有這樣的師資與環境的確很幸運。他特別強調「神田先生沒有台灣人、日本人之分，從沒有說你們台灣人如何如何之類的話，反而是光復之初從大陸來台教書的人，上海腔音很重，學生反映聽不懂，他竟然說三個月就懂了，完全無視於學生的困擾」。

　　課後他也常往老師家裏跑，那時他住大稻埕，神田先生則寓居中山北路宿舍，兩造距離很近，所以晚上常去老師家讀書，聽神田先生談論京都學界現況、學習研究方法等；事隔近七十年，於今回味無窮，無以言表，「我受他的訓練太多，他對我很好……」，語畢他若有所思。神田先生已過世多年，其子正著手編輯著作全集，逐年出版，他從書櫃上抽出兩本從日本寄來的書說，他都會如期收到。

迷入岔路　轉向方言研究

　 　大學畢業那年，久保先生得盲腸炎過世，神田先生升任，並赴法國留學兩年。他為神田先生留任副手，副手是無任官的助手。雖取得日本文部省承認的教學資格，或許是台灣人身份所致，或許宥於昭和初年以降經濟不景氣，苦無機會教書。昭和十三年（1938），經由神田先生推薦，轉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任「囑託」，參與研究所總目錄編輯的工作；此行開啟他日後研究閩南方言的契機。

　　時任京大中國語文學教授倉石武四郎曾至中國北京留學，回國後主張採用中國現代音讀中文，極力倡導改革日本的中文教育。而東方文化研究所則是以庚子賠款成立、為當時日本學術水平最高的研究機構，戰後改名京都大學附屬人文科學研究所，迄今仍為世界一流學府，台大也有不少人去留學。

　　京都公餘，積極進修。他去日本意在學標準國語，時值中國國語運動初期，國音常用字彙剛頒佈，研究所有位旗人戲曲專家傅芸子開授北京話，遂和圖書館主任兩人聯袂請益，每週上課兩次；此外，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和歷史學研究室的教授、助教授和助手們每週有一次讀書會，名為「共同研究」，當時「經學文學共同研究」正在研究元曲，校戡《尚書》，後來出版兩集元曲選注，他也去旁聽，研讀中國國語學相關文獻。

　　昭和十七年（1942）《朝日新聞》籌劃出版《亞細亞語學叢刊》，邀請一批語言學者分別就其各自所熟悉的語言撰稿，他則受吉川幸次郎先生（日本中國文學權威，主持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推薦寫「廈門話」的部分，當時尚覺己力未逮，只是不懂推辭。不及半年返台，計劃暫告中止。

　　隔年四月戰火正熾，冒險回台，受聘於台北帝大甫成立之南方人文研究所，調查福建、廣東地方誌目錄。趁蒐集資料之便，遍查台大及總督府圖書館藏書，彙集有關福建語資料，之後轟炸越來越厲害，原本已疏散至景尾街（景美），卅四年又「疏開」回員林老家，這段期間他潛心撰稿，完成十萬字《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日文稿，巧合的是，完成後預備寄出的前一天，戰爭結束，文稿沒寄出，後來自己翻成中文，於卅八年發表。

　　他說五十年來持續在做 Note，希望有人繼續這方面的研究，他也願意將這些資料貢獻給有志的年輕學者，再參考近五十年語言學論著，可以修正得更為理想；說完話鋒一轉，「這只是個人私心妄想。我的作法是以經證經，較少應用外國語言學理論，現在學生的時代背景不同，作學問的方法都較進步了，──而且再好的基礎給他，他也不接受，總是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這也不是好與不好的問題，各有道理」。

披荊斬棘　踏上漢學不歸路

　 　戰後，他一人飾兩角、代表中日雙方，接收校總區和法、醫學院圖書館清冊。南方人文研究所撤消，他轉而至中文系任教，「因為會中文，就成了熱門演員，不出兩三年，大家都會了，我還是繼續教國語，只是對象變成了僑生」；數十年來透過日本文化了解中國文化，他說基於對中國國語的熱情，教僑生也無妨，光復之初，心中確實蕩漾著一幅美景，但不久之後就幻滅了。

　　教學既無以突破，遂專心投入個人旨趣。四十三年受省文獻會之託完成《臺灣省通誌稿人民志卷二──語言篇》，原稿收錄多篇譯述前人研究台語的論著，未料被省文獻會以「日文誌料過多」為由刪除，後來自行籌資雇工、鋼刻油印，輯成《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一書（還遭書商盜印），今年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以《福客方言綜志》完整問世。

　　在撰述《福建語研究導論》時得知現存最早的閩南語文獻《荔鏡記》戲文的存在，探究之心不可抑，經過多年查訪，終於在四十三年透過京都東京文化研究所主任倉田淳之助教授的協助，取得最早的明末嘉靖年間版全套影本，正式進入早期閩南古語堂奧。蒐羅古籍本不易，「可遇不可求」，期間端賴多位良師益友傾力相助，尤其是任教於牛津大學的龍彼得教授，他曾為文記述這一段過程並表達謝意。

　　戲曲是材料，方言才是主題，他從戲文裏男女角色口白，探究早期閩南語語源，「偏重原本的校理與收集方言詞彙，然後詮釋詞義，前瞻是：溯前可以上接明末清初的方言詞彙，往後與正在蘊釀中的新台灣方言詞彙之間區劃時代或襯出蛻變的痕跡。」（註二）。浸淫古籍數十載，陸續校理完成《金花女》、《蘇六娘》、《同窗琴書》、《什音全書》、《宣講戲文》、《閩南語歌仔冊》，以及《荔鏡記》（或《荔枝記》）明刊、萬曆刊、順治刊、乾隆刊和光緒刊本等戲文；六十六年光緒刊本《荔枝記》完稿，三十年來所得早期閩南語文獻校理工作大抵告成，而期間所收集的方言辭彙為日後閩南語字典之編撰奠定厚實根基。若干年後，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施炳華參照他的研究，以《荔鏡記音樂與語言之研究》提升等論文，後繼有人，最是振奮！

簞食瓢飲　但求一方書齋

　 　由於研究資料與時代脫節，出版商不敢投資，身在教職時有國科會補助，成果報告還可以油印形式，分贈機關、學人，後半期則端賴林宗毅博士（註三）奧援不斷，讓他心無旁鶩；他滿心感謝，「這些研究得以保存於未來永遠利用，要歸功於他」。

　　之所以著手字典編輯，一來是林博士為著紀念祖先而委託他，二來也為了彌補閩南方言被譏為「有音無字」的缺陷，自愧不能考古，則先來集今，如此不枉攻讀半生語言學所費的工夫（註四）。因當時兩岸未開通，為取得大陸方面的資料，於民國六十二年退休後赴美，旅居十年，編撰《綜合閩南臺灣語基本字典》兩冊（1986），以繕寫本付梓，在美國只印五十本，隔年台灣初版五百本，銷售一空，有人以「轟動一時」形容當年盛況。

　　七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凌晨，一場大火，燒毀了蟄居四十年的潮州街宿舍，他及時逃出，頭部輕傷；但是眼見研究多年的手稿、照片及資料全數付之一炬，心卻在淌血。災後曾回到祝融肆虐後的現場，從瓦礫堆中撿拾斷簡殘篇……。

　　回國十餘年來，在女兒、女婿及孫子的協助下，進行《國臺對照活用辭典》的編輯，原定兩年前出版，未能如期實在是編校工作繁瑣費時。九十高齡的他，除了三餐、睡覺外，每天工作至夜裏兩點才就寢，他常說這事三輩子也做不完，所以也不急於三年五載。1996 年他被推薦獲頒「八十五年度教育部獎助漢語方言研究著作特殊貢獻獎」，一般人心想他的「冷門」研究畢竟是受社會肯定的，對他而言卻不儘然；「何以歷史上經學時盛時衰？」他毫不諱言經學盛衰與為政者政策取向相關，而且當初推薦人還反對他所使用的標音符號。

　　根據吳教授研究，現行閩南語標音符號有長老教會羅馬字、國際音標、閩南方言拼音方案（廈門大學）以及台灣方音符號等數種（註五），而他所採行的台灣方音符號為光復後成立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方言組組長朱兆祥所設計，在原有國語注音符號表上添加幾個閏號構成；他認為將國人熟悉的注音符號稍加變化的台灣方音符號，不增加學習者負擔，是最簡便的音標法。他說注音符號之所以遭致部分人士反對，肇因於彼方政治立場與當政者互異，他十分了解，對於曾經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他更寄予同情，不過他主張援用台灣方音符號則是完全出於學者立場，無關政治。

　　「我這一生走的都是坎坷路！日本時代不是沒有壓力，但在中國時代也不順遂，說歧視或許是我自己歪曲的看法，台灣話說『三兩宛仔就要先除』，宛仔是秤蚵仔的籃子，在計算時要扣除重量，引申意為人要有自知之明、守本份」；多年來，退居社會角落，不懂也不問世事，早已失卻得失心，在台北高校德文課學到德人治學精神──「為學問而學問」，這句話讓他奉行終生。

　　「咱憨憨地做，懂得的人自然認同我。價值的產生不在於研究者本身，而是源自於人們有需要，我的研究能不能符應當代台灣人的需要？才是重點；若說今日我對閩南話研究有什麼貢獻，意義即在於此」。

(轉載自《台大校友季刊》第六期，1998.4.1）

【註釋】

註一：許南英，台南人，清光緒年間進士，文武全才，創「崇正社」為清代台南詩社的濫觴，與丘逢甲抗日，日本據台後內渡，門生復組「南社」，後回台南寄寓吳宅「嘯霞樓」，今成大宿舍所在地。（參范勝雄《許南英題字》，《台南新文化》廿四期）

註二：引自《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收錄在《閩台方言研究集》（１），頁 56，1995，南天書局。

註三：林宗毅博士為台大外文系畢業校友，板橋林家林維源之孫，長年旅日。大學時修過吳教授的國文課，二人有師生之誼。

註四：語出《閩南方言過台灣》1986，出處同註二，頁 8。

註五：語出《漫談閩南方言的標音符號》1993，出處同註二，頁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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