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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論政與社會實踐（二）帶頭抗爭被抓上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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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葉啟政／口述 何榮幸／執筆 |
在事隔三天（編按：指一九九一年）的五月十二日，學生正式成立「全民反政治迫害聯盟」，一大清早，群情激憤的學生移師中正廟繼續靜坐抗議，人愈聚愈多。當天是星期日，我人在家。大約在早上八點多鐘時，我接到賴曉黎先生打來電話，告訴我學生聚集在中正廟了，希望我立刻過去。我答應，吃過早餐，約略看過報紙的報導即趕過去。到達靠近國家劇院這邊的現場後不久，看到了夏鑄九（時任城鄉研究所教授）和陳師孟（時任經濟學系教授）兩位台大的同仁也來了，早上的場子就由我們三人負責。那時候兩廳院的主任是由台大外文系借調來的胡耀恆教授，我們早就認識，但不是那麼熟悉。胡先生是個沉默寡言的學者，心地善良，從未經歷過學生示威的場合，不太懂得示威場合的慣用語言與學生的心理狀態。是時，胡教授企圖以道德良行的傳統方式規勸學生，但是，對那些情緒處於亢奮狀態的學生來說，這絕對是無效的，只有反效果。果然，學生對他很不客氣，態度也相當不友善，我知道胡先生是一番好意，立即制止這些學生，希望他們冷靜，不要對胡老師不敬，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國民黨的黨羽。我也反過來和胡先生說：「你不要管，讓我來處理，否則你會受侮辱的。」我看著胡先生懷著失望的心情，悻悻然離開，想來，心裡肯定是相當難過，也見識了人處於情緒亢奮狀態下的「異常」反應。
其實，我從未現場主持過學運或社運，只因有鑑於當時必須有一個老師出來坐鎮，負責在場學生的安危，我幾乎是首先到達現場的老師，才不得不趕鴨子上架擔起責任來。這些聲援廖偉程與陳正然的學生，我相信成份比較單純，不會像前一年的三月學運一般，有著複雜的政治力量動員。也因為如此，警察的動作應當會比較不客氣。果然沒錯，早上九、十點時，鎮暴部隊就出來「鎮壓」，把學生抬走，其中，不少保安警察（當時沒有女警）竟然趁抬女學生時對女學生不規矩，大展鹹豬手。我得知之後，向負責帶隊的警官抗議。縱然這些基層保安警察行徑像流氓一般，說是「敗類」也不為過，但是「死無對證」（若當時有附了照相功能的手機就好了），上司總是護著下屬的。結果，警方當然是支吾其詞，一再地強調說：「沒有啊！沒看見啊」，企圖打馬虎眼地帶過。說來說去，算學生倒楣，誰叫你要與「人民的保母」警察相鬥，活該！
當天整個早上國家劇院的現場並不見有大批警力「伺候」，後來我才知道，大批保警是躲在國家劇院的地下層，隨時待命驅趕學生。一個早上我整個人的情緒處於亢奮狀態，只不斷喝著瓶裝水。到了中午時分，我想，自己應該休息一下，於是，在回徐州路台大法學院研究室的途中，先到一家小麵館吃了一碗麵，回到研究室，人依舊是亢奮著，根本坐不安穩，更別說小睡休息，想想還是回到抗議現場吧！我一回到中正廟現場，發現抗議人馬已經移到靠中山南路之廣場入口的牌樓下，可能是因為聚集的學生與教授愈來愈多的緣故吧！
我一到，只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瞿海源教授喊著我，邀我在他身邊席地在第一排坐了下來。沒想到才坐下不久，警方就展開強制驅離。只見一排排保警不停以警棍敲打著盾牌，並頓跺著釘有鐵片的長筒靴子，殺氣騰騰地齊步奔向我們而來。但看保警黑壓壓一大片逼到眼前，我們大家手臂相互勾連著坐在地上，這樣臨時搭成的人肉抵抗陣線，畢竟還是敵不住這些年輕力壯，訓練有素、且有了「武裝」的警察。我們的陣線脆弱得很，一下就被攻破，兩個警察抬一個靜坐者，一一拖送上警備車。與早上不同的是，這次警方略過女性教授與女學生，只抬走男性。看來，警方還真有點「概念」，知道少讓這些年輕保警惹禍，早上驅離時的惡行絕不能再發生，以免遭到輿論譴責，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終究還是惹了禍，犯了處理此一事件的第二個大錯誤。
驅離時，我坐的是第一排正中間，遂成為第一個被抓上車。我一上車就發現，除了保警（少說也有六、七個）之外，還有兩個學生早就被捉來，安置在車上了。其中一個是我認識的，當時就讀於台大大氣系的周克任（後來擔任過屏東縣的社會局長），另一個我不認識，後來才知道是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後來改制為台灣科技大學）的學生。原來，早上第一次驅趕時，他們就已被抓到國家劇院地下樓，整體強制驅離行動開始前再帶上車。
我很懷念這兩位學生，因為他們很帶種，被保警打的時候，一聲也不吭，頗耐操，尤其，那位台灣科技大學的學生，沉默寡言，但總是打先鋒。他們跟我說，之前被抓到國家劇院地下樓時，即聽到領頭指揮的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分局長張琪鎖定了陳師孟先生，要其手下在下午驅離行動展開時一定要狠狠毆打。
過去，陳師孟先生從未參加過類似的示威抗議活動，我想，前一年的三月學運時，他應當是完全沒有參與的。這一次他何以出現在抗議現場，我不得而知，之後也從未問過他。或許，由於他從未親身見識過警察驅離學生的惡形惡狀，在早上警方進行驅離時，陳師孟先生實在看不慣警方的作為，曾經對警方大聲譴責，因此，在張局長的心目中留下極為「惡劣」的印象，準備下午驅離時給予「對稱」的回報，看起來，似乎頗為呼應法國人類學家牟斯所說的「報稱」（prestation）。當然，這僅是一種諷刺的譬喻而已。
這些保警孔武有力，我被抓時，顯然他們刻意運用擒拿術來拉扯，使得我的手臂痠痛了好幾天。不過，所幸我並沒有被保警毆打，我猜那極可能是因為整個上午我看起來像是帶頭者，張局長或許已交代底下的保警不要對我動粗，以免引來更多麻煩。儘管如此，我一上車，裡面的保警就露出兇狠的眼神，甚至想要衝上來，但我也兇回去：「你打！你敢打你打！如此小輩！幫兇！」是的，我的脾氣一向是不好的，有點暴躁，當時又是一整天在緊張壓抑的亢奮情緒中，看到保警這樣的嘴臉，也就自然有了情緒性的反應，沒有一個年近五十的學者應有的修養。
此時，中山分局的一位組長吳振吉先生（後來擔任過基隆警察局的局長）剛好上車來，他是我當天早上曾經多次接觸過的警官，看起來為人尚溫和，通達情理，他立刻來打圓場，希望我不要生氣。我跟他說：「我們不是什麼作奸犯科之徒，只是希望台灣的自由民主能夠落實發展，才會這麼做。我們也知道你們的職責所在，大家各安其份就好了，大可不必如此以敵仇的態度對待我們。培養出這樣的台灣子弟，尤其警察人員，是整個台灣社會的恥辱。」教書的總是喜歡說教，在這樣的節骨眼，我還真有興緻說了一點教。只見吳先生一直說著：「是！是！是！葉教授別生氣啦。」
後來陸續被抓上車的教授與學生告訴我，他們在驅離過程中多有被警察毆打，較多的是以陰損暗地的手法來進行傷害，譬如，以手肘重擊胸側或腰部、或以膝蓋頂撞下檔陰部，像當時任教於清華大學的陳光興教授受到的「禮待」就是這樣。當時，想到自詡身為人民保姆的警察，行徑竟像不入流的流氓小弟一般的卑鄙下流，我相當感慨，真個「百般無用是書生」。到了緊要關頭，來自動物本能的赤裸裸暴力，終究才是最重要的；充滿著仇恨敵意的神情也自然顯露出來，在這個時候，文明化的禮教使不上力。這也說明了使用暴力經常是專制獨裁政權慣用、也是最後的武器，確實是有著人類來自動物性本能的生理基礎，而這正是文明的起始分離點，也是文明意圖加以壓制與管理的部分。說來，專制獨裁政權的本質乃體現在以「文明」來包裝的暴力基礎上，這是一種對文明極具諷刺的宿命，總是在人類的歷史循環出現。
是時，警方安排了四輛警備車，以兩輛一組，把我們分別送到公館的師大分部與士林廢河道，我是被運送到師大分部的。在車內，我有機會詢問那兩位早被送上車的學生，到底早上被監禁在國家劇院內有沒有「受刑」，他們說沒有。車子一到師大分部，我不讓警備車立刻離開，親自檢視了兩輛車，確定沒有滯留任何的教授與學生，才放行，我擔心的是，警方留下他們認為「罪大惡極」的人帶回去「整理」。
下車後一團混亂，鞋子丟了的、衣服被撕裂的、受傷流血的、被打疼腫的多的是，雖不至於哀鴻遍野，但是，悲悽哀傷的氣氛卻是凝聚著。我再次確認了沒有重大受傷需要緊急治療，才請大家各自安排下一步的打算。我和陳師孟、中興大學的廖宜恩、淡江大學的莊淇銘三位先生合搭了一輛計程車，準備再回中正廟。在車裡，我才知道莊淇銘先生的鞋子掉了，廖宜恩先生的頭頂挨了兩棍，那麼巧，打的竟然是同一個部位，因此，一個大腫包上面再有一個小腫包。至於陳師孟先生，一上了車情緒即有點失控，雙手握拳猛打自己的頭，說著：「我真沒用！我真沒用！」我立刻意識到他受毆相當嚴重，只是看不出何處明顯受傷。看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們自然也就問不出來。我知道警方可以把警員訓練得打人卻不著痕跡，或許，在刻意安排之下，陳師孟先生得到了這樣的特殊「禮遇」，因為他早已被鎖定了。沿途我只能以「參與抗議示威原本就預期會是如此」的話語來安慰他，顯然，在情緒高昂的情況下，任何的安慰都不太有用，只能等心情平靜下來。
我們四人回到中正廟後，發現原先的場地已被警方淨空了，學生們移到對面的國家圖書館門口。這次的驅離，被送上警備車的全是男性，至少，送到師大分部的那兩輛是如此。回到國家圖書館門口的抗爭現場後，我拿著麥克風跟群眾說：「今天警方不惜以暴力相向學生與大學教授，這不稀奇。奇怪的是，他打了一個不該打的人物——陳師孟教授，他是陳布雷先生的嫡長孫。或許，現在提起陳布雷，知道的人不多，我現在告訴各位，他曾經是蔣介石的貼身秘書，是忠貞的國民黨員，更是憂國憂民而自殺。」總之，我還加了一些並無誇張的料，用意很明顯，當然是意圖在點熱大家的情緒。只見底下許多女性，包含教授，都哭了。許多人更是圍抱著陳師孟先生哭泣。
陳師孟先生被公認是一位剛正不阿、嚴守分際、進退得宜、溫文儒雅、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有著典型讀書人的風範。平時甚受大家敬重，被台大經濟學系的學生視為「台大經濟學系的守護神」，女學生特別喜歡他，可說是一位明星級的教授。陳師孟先生被毆打的消息一傳開後，過去很少參加學運的台大經濟學系學生（特別是女生）都踴躍參加了。當天民進黨在南部開黨員大會，一聽說我們被打了，許多人認為會不用再開了，全部北上聲援。
整個事件因警方毆打教授與學生愈鬧愈大，十三日二十八位清華大學教授連署了一份「學術自由、思想無罪」停課運動的抗議書，台大學生更於是日即率先發動罷課，由當時的法學院擴散到校總區的其他學院，進而蔓延全台灣的大學，帶來了國民黨政權治台以來從未有過的大學學生罷課現象，情勢不能不說是嚴峻。顯然，當時行政院長強人郝柏村發現事態不妙，或許李登輝總統也曾經施過壓力，就在我們舉行了示威遊行的第二天，立法院通過廢除本要用來修理陳正然等四人的「懲治叛亂條例」，二十四日跟著廢除「檢肅匪諜條例」。
獨台會案過後，陳師孟先生在台大醫學院神經科教授（也是當時台大附屬醫院神經科主任）陳榮基先生的安排下，進駐台大醫院神經科專屬病房檢查受毆可能發生的後遺症。有一天我去探視，正好碰到當時的警政署長莊亨岱先生帶著那位實際負責驅離我們的張琪分局長，拎著一籃蘋果來慰問。陳師孟先生真有個性，不但拒絕受禮，而且也不願接見他們兩人，令這兩位警界高官十分尷尬。當時，我笑著對張琪分局長說：「張局長，你別看我們都是穿著牛仔褲，不起眼，你要打人前，最好先探聽一下要打是誰。像我，你就可以打，但是，陳教授就是打不得。」他一臉無辜狀，直說：「我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我立刻回說：「你是帶頭的，就是要知道。」看來，這次他踢到了鐵板，大有吃不完兜著走的感覺。不過，這位仁兄後來調任為新竹縣警局局長，我不知這一調職是因功在黨國而晉升，還是因過錯而被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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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遠流出版《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