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韓國王室公子韓非，幼時便能以「秦王嫁女」、「楚人賣珠」等故事為喻，回答韓王的問題。及長，韓非師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並由荀子「性惡論」得到啟發，力倡君王以法、術、勢治國的必要。

　　韓非力圖韓國長治久安，但歷經三代韓王皆如卞和獻玉於楚王一樣，不為君王所用。韓非將胸中大志盡書於簡策，後秦王政偶讀其書，讚嘆道：「使寡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強行請其入秦。韓非一到秦國，尚未與秦王詳談其政治主張，便被老同學李斯構陷入獄，身死異國！

思想的源頭

　　姚立群（前實學社主編，以下簡稱姚）：韓非拜荀子為師，反對仁義、兼愛及王道，與孔孟之學背道而馳，他是對於古今社會、經濟背景的變化，做了透徹的觀察，並提出具體對策的法學大師，很值得我們重新認識。要談韓非，應先從他的老師荀子談起。

重義輕死的價值觀

　　黃明堅（作家，以下簡稱黃）：對！荀子主張性惡，他認為人性應該被導正，而要導正人性便要講究方法。性惡篇第一句話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九個字便是荀子思想的精髓。古書的「偽」即是「為」，荀子本意是說：人性本為惡，其表露的善其實是刻意做出來的。這樣的思想不論在當時，或是兩千兩百年後的今天，仍是屬於非主流的思想，荀子認為古之聖王正因為了解人的行為偏險不正，所以立君上之威以統御百姓，倡明禮義以教化百姓，建立法制以治理百姓，加重刑罰以畏禁百姓，使天下達於治而合於善。

　　身為王室公子的韓非會去投靠荀子門下，即是很奇特的行為。我想，這大概是他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及歷史環境，使他在內心有非常反動及非主流的一面。

　　姚：韓非在當時的確是有點另類。讀這本書時，我學到了不少歷史掌故，也從韓非講述歷史人物與事件的過程中，發現他似乎是根據古今人口、食物供給、生產力等社會、經濟背景的不同而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政治觀。他在〈五蠹〉篇中曾提到：「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這樣的思想在當時算是很新穎。

　 　黃：韓非算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的這段話讓我想起經濟學家托瑪士．馬爾薩斯（西元1766～1834年）。馬爾薩斯在他的「人口論」中指出，人口增加的力量比土地生產食物的力量大得多。韓非的時代比馬爾薩斯早了近兩千年，但他卻以如此前衛的、科學的眼光來看待政治，實在令人訝異。

　　韓非從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看出了不同時代的不同需要，他觀察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於是構木為巢的有巢氏、鑽木取火的燧人氏相繼被推選為君王，如果現在還以這類人為君王，必為後人所笑！君王若欲以古治今，以先王的措施來治當世之民，就跟守株待兔的無知毫無二致。因此他反對王道，認為「治亂世，靠仁義、兼愛不行，必須依仗厚賞重罰，治以法術。」這樣從管理學衍生的政治主張實在具有開創性。

厚賞重罰、力倡法治

姚：韓非厚賞重罰的主張，與儒墨思想主流南轅北轍，他反對救貧與寬恕的仁道，認為那是治標，不能治本；他所主張的，顯然是要從基本面著手。韓非的法學思想似乎應有被重新定位的必要。

黃：荀子雖主張「性惡論」，卻無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及具體的施政藍圖；韓非把荀子的想法、主張具體地架構出完整的思想體系，相當具有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精神。

　　在韓非之前，每逢改朝換代時，大家都倡言聖王之治，但是韓非卻主張「變古」。他學的雖是帝王之術，卻不是從帝王的角度來看事情，他看到時代的變化與隨之而來的需求，於是主張「變古改制」，這是極為管理學的角度。他倡導富國強兵（明確的經營目標）及治吏不治民（分層負責）等等，隱然合乎管理的精神。

　　韓非的思想極具開創性，可算是管理理念的改革者，只可惜在諸子百家中，他的思想被定位在實用層次，而非人性或哲學的範疇，因此地位不及其他諸子。

姚：荀子講學之地──蘭陵，地方靠近厚葬成風的齊國。一日，荀子聽到鐃鈸之聲，便帶學生做戶外教學，這使得韓非深受啟發。他想起齊桓公曾憂心陪葬的衣衾把國家的布帛用盡，裝殮的棺槨把國家的木材耗完。於是，他聽從管仲之謀，下令規定陪葬的厚薄之度，才改變了厚葬的風俗。眼前的厚葬隊伍正說明人生時或死後都好名好利的，可算是一幅「性惡」的活圖畫。可否從管理學上的Ｘ理論、Ｙ理論來談談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的異同？從現代人性管理的角度來看，韓非師承的「性惡」理論有無可取之處？

黃：古代的政治，即是現代的管理學。現代管理學上有所謂的Ｘ理論、Y理論，前者主張人需要得到鼓勵與獎賞；後者則認為人必須經由懲罰與規範才足以防止流弊。孟子性善講的是選擇──即選擇善中最善者來管理百姓；而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便只好用方法加以管理。韓非師承荀子，亦主張人之性惡，「須以君上之勢、禮儀之化、法術之治、刑罰之禁」來矯正、向善。因此，韓非的政治主張，正融和了X理論與Y理論的特長。

　　韓非認為要導正人性必須有方法，因此才產生了對法的追求。荀子開發了道,而韓非子開發了術，建構了具體主張，是以他說「定法禁、明賞罰，布之於百姓。」他倡言的「法」便是指管理的方法，在只講聖人之治的古代，他談到魯哀公也曾在大野澤失火之時，用仲尼之議，嚴訂法刑，所以他認為聖人尚且用法，更可證明法具有很大的作用，這樣的法治思想實在是非常務實。

折轉靈活、巧用權術

姚：韓非的管理方法中談到君王要會用「術」。他說韓昭侯、衛嗣君都曾運用手段以御臣下──私下先將事情打聽清楚，然後將之公開，讓臣下以為君王明察秋毫，從此畏服，這便是君王用術以駕馭臣下的最佳例子。從現代政治或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領導統御術，是否會流於權謀？

黃：君王的第一要務是──保住王位與尊榮；官吏所為，也是為了保住官位，他們口裡的仁義道德，事實上擺在他們心中第一位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榮華富貴。韓昭侯遣人暗中查看黃犢在田中毀苗，不准他人密報；而衛嗣君派人巧扮外來客商，以財貨向關吏行賄，都是為了讓臣下以為君王無所不知，而所謂「明察秋毫」的目的，說穿了還不都是為了防範下屬在背後耍花樣，以鞏固權位。

　　這正如某位曾任職大企業的管理學者所說：「在營利機構做事，最重要的是生產力第一、鬥爭第二；而在非營利機構做事，最重要的的是鬥爭第一、生產力第二。」這一理論，非常銳利地點出了組織與權力的本質，與韓非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韓非看出權力的本質是鬥爭，所以主張用術、用勢；他也看出組織的希望在於生產力，也就是富國強兵，所以他提出了厚賞重罰的主張。

　　其實，春秋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競爭激烈、君臣彼此互動尖銳，韓非的「術」一方面要顯示領導者的英明，不為臣子所蒙蔽；另一方面使國家不被消滅，君王不被臣子所取代。所以韓非子的術，基本上指的是一套實際的、領導統御部屬的方法。

權力在手、大行勢治

姚：韓非在「外儲說」篇也提到晉大臣師曠建議齊景公：「君必惠民而已矣。」勸其施德布惠於民，以免他的兩個弟弟成了政權最大威脅；齊大臣晏子則建議齊景公降低賦稅，緩其刑罰，以爭民心。世人皆以此二臣明智，齊景公為明君；韓非卻認為景公乃不知用勢之主；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在他以為，君王應以權力、威勢來禁止或誅殺那些擅行仁義，收買民心的權臣而非以仁德來與臣下爭民心，領導人如此用勢，是否得當？

黃：韓非對明君與賢臣的標準與孔孟之道不同，他的思想一向偏重於實用層次。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勢，而非道德，這與現代管理有點異曲同工之處。所有君王都是以私人利益為第一考量，施仁政於民並非是君王的第一考慮，所以韓非認為齊景公必須先殺了隨時會與自己競爭的人，因為王位丟失，沒有了權勢，即使得民心又有何用？真正的領導者要有霸氣，要有高人一等的自覺，在韓非的政治理念中，也是認為空有道德無用，有權勢才有用。

法術勢的積極實踐者──李斯

姚：講韓非的一生時，不能不提他的老同學李斯。李斯曾經以廁鼠、倉鼠為喻，前者吃污穢尚且一日數驚，後者食粟米卻能泰然自若，二者處境迥異，高下立判；人之賢良與不肖，譬如鼠矣。李斯放棄小吏之職，向荀子學帝王之術，以便爭取高官厚祿。李斯總被評為太功利，太權謀，但我們卻清楚看到，他比韓非更能適應於當代的組織文化中。

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論在歷史上或是在現實生活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具有開創思想的人，其追隨者往往更加激進，李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李斯為例，老師荀卿主張「隆禮」與「重法」並重，以掃除「性惡」造成的混亂，但是李斯卻更相信嚴刑重法的作用；此外，他一向嫉忌韓非，但韓非的主張，卻被他更積極地運用；當李斯成為秦王政的左右手之後，他也比秦王政更急於除去秦國的潛在威脅，李斯可說是性惡論的積極實踐者，他的作法比他所服膺及追隨的人都還要激進。韓非主張君對臣要「用勢」，李斯便也如法炮製，對這位老同學用勢──羅織韓非罪名，並以酖酒將韓非毒死。

　　李斯原是楚國小吏，為求高官厚祿，看準了情勢便能一無反顧，只求能見用於富強之國。韓非與李斯大不相同。韓非身在王室，錦衣美食，還有不可割捨的宗國情結，是以當魯國夫妻將徙於披髮紋身的越國，他笑他們以善織屨縞之長而遊於不用之國，必致困窮，卻未想到自己學富五車，竟也緊緊守住不用其學的韓國，不也是同樣的處境？

找不到老闆的人

姚：我們在孔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這些大思想家的故事裡，總看到他們在尋找理想國，卻都到處受挫。春秋戰國時代，君王們都在物色可以富國強兵的人才，而人才也都在尋找可以發揮的舞台，但終究還是有韓非這般「懷才不遇」的人。

黃：韓非雖是王室公子，很有機會勸諫韓王，事實上，歷代只求苟安的韓王，也害怕一旦起用韓非，韓非會比自己更得民心吧！韓非年少時便志於道，卻一直不能逢時遇主，但他依然留在韓國等待時機，及至踏上秦國領土時，仍舊是為了保衛韓國而去，他雖具有反主流的前瞻性思想，骨子裡卻仍與先聖先賢崇尚的道德觀一樣，極力效忠韓國，後來他被一向嫉妒他的老同學所害，大概也是無法逃脫的宿命。

　　秦王政授權李斯對於韓非全權處置時，曾對李斯笑言：「著書、立論、言權術，斯不如非；然縱衡、捭闔、行權術，非不如斯矣。」這是小說寫得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從秦王政與李斯互動的這一幕來解讀韓非的不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現代啟示：一個組織裡的領導者或是企業老闆，他的性格便決定了企業文化與企業的未來。

　　韓王懦弱苟安的性格，使他不敢放手一搏。韓王為了避免得罪秦國，一直不願起用韓非，韓國從韓非年少起，幾十年來，不僅無法國富兵強，最後甚至免不了覆亡的悲劇；而秦王政霸悍勇武的性格可與韓王大不相同了。秦王勇武有謀，知人善任，決定起用與自己同樣野心勃勃的李斯，更使他如虎添翼，一步步向外攻伐，擴張勢力範圍，統一天下。韓王與秦王完全互異的性格，最後也決定了韓國與秦國迥然不同的命運。

（本次對談內容取自《韓非子》，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最新更新日期：9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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