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離生於春秋時代──一個重義輕死、刺客風行的時代。在他前後，刺客以他們的悲情，寫下許多感天動地的故事：

• 西元前六一八年，魯國大將軍曹沫劫持齊桓公，迫齊國歸還魯國失地。
• 西元前五一五年，吳國公子姬光，派專諸刺殺吳王僚，自己繼位，為吳王闔閭。
• 西元前五一四年，吳王闔閭派要離刺殺吳王僚之子──公子慶忌。 •西元前四四？年，豫讓為替故主智伯報仇，二次行刺趙襄子。
• 西元前三九七年，韓大夫嚴遂，使聶政行刺韓相俠累。
• 西元前二二七年，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

　　這些艱難任務，都接近我們現在所說的Mission impossible，其事蹟因此被渲染、歌頌，成為一種高尚的節操，為「重義輕死」做了最鮮活有力的註解。

　　黃驗（實學社發行人，以下簡稱黃）：重義輕死的價值觀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那麼多人把生死看得輕於鴻毛，把承諾、恩遇、義氣看得重於泰山？

重義輕死的價值觀

　　鈕則誠（南華大學生死研究所所長，以下簡稱鈕）：要離與孔子同一時代，孔子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講忠孝、恕道，但同一時代卻又有如此重義輕死的信念，可說背道而馳。孔子宣揚的是一種道，一種理想；刺客所追求的，則是政治上的現實。

　　在封建（封土建國）時代，人的生命價值、社會地位，與土地和統治者密不可分。

　　要離受命行刺時，吳王答應給他百里封地。人的意義，依附在「國而後家」的觀念上，這種觀念推到極端，就是成仁取義、移孝作忠，寧願忠於國家、忠於君王而死，不為個人的安危、福祉而「苟活」，把人情、倫常都撇開，也就是成全大局，看輕自己──包括生命。

　　黃：所以「以死明志」成為一種典範、一種崇高的道德節操。像燕國太子丹，與處士田光談了一席話後，說：與先生所言，乃軍國大事，請先生勿泄漏。田光認為「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使也」，於是以自殺來明志。刺客所奉行的，也是這樣的生死觀。

報恩與報仇

　 　鈕：司馬遷有云：「士為知己者死」，你看得起我，我就可為你效死。刺客的第一個信念便是報知遇之恩。知遇與報恩是一體的，不僅是「士」或刺客，包括一般人都把受人知遇視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負，因此用死來報恩是等值的，是崇高的。像專諸欲刺吳王僚之前，母親為讓他無後顧之憂，便以自殺來堅定專諸的決心；要離的妻子桑娃，知道了丈夫的毀家計畫 ，雖是有怨有悔，最後仍「捨身取義」；令人動容的是《史記》裡「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中，荊軻為了投秦所好、取信秦王，便對叛秦投燕的秦國將軍樊於期借人頭。樊於期一聽是要行刺秦王，便二話不說，慷慨自殺，把頭顱送給了荊軻。這在現代人看來太不可思議，在刺客心中卻是理所當然：為了國君、社稷。

　　刺客的信念，先是報知遇之恩，然後是受恩人之付託，去報仇。

黃：報仇，一定被賦予一個崇高的動機，就像專諸所說，是為了「申張大恩大義於千萬人之上」。

鈕：此與孔子所提倡的民胞物與、人溺己溺的仁愛精神是背道而馳的。也許孔子所提倡的是比較弱勢（非主流）的價值觀。主流價值是俠義、征伐、權鬥、爾虞我詐、合縱連橫……這一套現實的價值，凸顯了孔孟理想的太過高遠，因此有人說：孔子楬櫫的正因為是個理想，所以才會被不斷地提倡。

「必死」的信念

黃：除了報恩、報仇兩大信念，另一個很堅定的信念就是「必死」──它使刺客大異於西方文化中的「殺手」角色。

鈕：東方文化中非常凸顯的一個特色是：人的名節遠重於生死。一旦行刺成功，就揚名千古，既能揚名天下，生死便無關緊要了，何況，刺死一個無道者，還能消弭一場戰爭，更是死得價值連城、死得其所，因而更加強了必死的決心。

黃：只具備信念還是不夠的。與荊軻一起去行刺秦王的十六歲少年秦舞陽，原是殺人不眨眼的冷面殺手，一入秦宮卻發抖起來，誤了大事。膽識，是刺客的第一要件。

超強的韌性

鈕：要離的膽識便是一流的。他公然折辱勇士椒丘訢後，研判椒丘訢會在半夜來尋仇，便夜不閉戶，躺在床上冷靜以待，不僅讓椒丘訢無法得逞，還羞愧的折劍而去。他對自己有一種強烈的自信，對別人則洞若觀火，其人格特質是很成熟的。 專諸為了行刺，特地去接受燻魚烹調技術的訓練，用廚師身分掩飾行動；要離迫於時間，無法接受養成訓練，便選擇了自殘的方式，用苦肉計去投奔公子慶忌。刺客更重要的一個條件是要忍人之所不能忍。要離斷臂、毀家、投靠慶忌後，被派去洗馬。徐國公主要騎馬時，要離被指定當「踏板」，彎身讓公主叔嬴踩在背部跨上馬去，這是何等嚴酷的考驗、羞辱！

黃：他心裡有許多掙扎，但為了任務，只好忍辱，展現最大的韌性。公子慶忌的侍衛之一凡夫，自許為勇士，不願像要離一樣當踏板，寧死而不屈，他與要離形成強烈的對比：刺客必定是勇士，勇士卻不等於刺客。

鈕：可以借用「勇士坦蕩蕩，刺客長戚戚」來形容二者的差異。刺客刺殺同志來澄清自己的嫌疑，他必須有勇有謀，所以長戚戚；勇士不一定有謀，可以率性而為，所以坦蕩蕩。

片面的正義

黃：專諸、要離雖有能力去完成一件影響深遠的政治謀殺案，卻不一定有能力去分析、明辨政治上的是非恩怨。只要派遣他的主謀者、政客，提出一套為民除害、弔民伐罪的說法，賦予刺客一個崇高的使命，也就慷慨赴難了。

鈕：政治上的是非難分難解，敵對爭權的雙方，往往都站在自以為正義的一面，都找得到弔民伐罪的藉口，但刺客可不管這些，也不需要追根究柢，他們受到知遇，連帶也就接受了知遇他的人的那一套正義了。

極端工具化的人

黃：也因此，刺客很工具化的，不僅是政權、政客的工具，他本身也相當工具化──正如此次決審委員詹宏志先生所說：他們把人情、倫常全部割捨，把一個有情的人轉化為一種冰冷的、單純的武器。

鈕：刺與被刺，雙方都成了工具。刺客為了行刺，為了目標而活；被刺者因為被刺客所鎖定，而凸顯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黃：伍子胥、專諸、要離，乃至整個那一時代的人，把行刺視為追求「高義」而模糊了事件的焦點。事件的真相是：以不義的手段，去申張主使者這一方所主張的「正義」，而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公義。

鈕：一方面，行刺是一種戰爭手段，最短兵相接的戰鬥，行刺的正當性便依附在戰鬥之名上面；行刺被賦予的「使命感」，重新建構了刺客的價值，於是把不義的成份給轉化掉了。

黃：要離被定位為「天下第一刺客」，不僅在於任務最艱鉅、承受的痛苦與壓力最重，還在於他行刺成功後所受到的心理衝擊和覺醒，為所有刺客中最強烈的一位。被他刺殺的公子慶忌，原本可以讓部下亂劍刺死兇手要離，但他卻阻止他們，還交待讓要離回到吳國接受表揚。他垂死之際肯定了要離的忠勇，這一轉折，非常震撼人心，瞬間讓要離對自己的行動起了徹底的反思和質疑。

刺殺與覺醒

鈕：本來要離看到慶忌隨便殺人，輕忽人命，加強了他行刺的決心，沒想到行刺得手後，被刺者竟說出動人心弦的話：「不可以一天之內死了兩個天下勇士。」如此肯定、包容、惺惺相惜的話，出自強人之口──被殺者竟有如此的胸襟來讚美兇手，這使要離對公子慶忌幡然改觀：他看錯人，也殺錯人了，原本要弔民伐罪，可以殺得坦然，但當他發現慶忌竟有如此悲憫、高潔的情操時，他感到自己殺錯了，行刺的正義動搖了，連帶對自己的自殘、妻與子的犧牲是否值得都起了懷疑，進而為他帶來非常致命的錯亂，他的價值觀頓時崩解，這是小說的最高潮，也是最令人激賞的地方。

黃：在東方文化裡，對敵人大都是以醜化、抹黑、打擊來代替敬畏。公子慶忌在被刺那一刻，對如此弱不禁風的斷臂刺客能行刺他這個「天下第一勇士」，表現的是驚訝與推崇、包容和原諒，他發自內心地敬畏要離，而不是以仇以恨的手段與要離同歸於盡，看到這裡，人的情緒千迴百轉，驚心動魄！

「正義」的錯亂

鈕：有時候，敵人或競爭者死了，另一方會產生失落感。要離一直為行刺而活，一旦目標消滅，加上發現自己看錯人，這是對要離心理上的一種殘忍和行刺。公子慶忌在絕望之際，選擇了消弭戰爭，成全要離，等於是把難題丟給了要離，要離在深省與內疚下，自感無法承受一輩子的心理負擔，而反過來向公子慶忌選擇了重義輕死的路。

黃：與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大刺客相比，要離的境界高出太多。荊軻行刺失敗時仍惦記著任務，說：「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意思是因為與太子丹有約在先，要生擒秦王，才無法行刺成功，他仍停留在任務得失上；要離卻已跳出了任務，而探索了行刺的本質。他起先只是聽命行事，從不懷疑行刺的正當性，此刻他向世人昭示：再偉大的正義都可能是片面的；一個替天行道的人，最後卻發現自己行錯了道！他的另一層意義是：在這世界上，信念與意志最清楚、最堅定的人（刺客）都錯了，其他的人能不擦亮眼睛，戒慎恐懼？

鈕：荊軻、要離都是任務取向，都有必死決心，但是，公子慶忌最後一刻的悲憫，使要離在這一份悲憫中洗鍊，重新認知行刺的「高義」和價值，因而發抒出屬於他自己的心聲，而不是刺客（工具）的心聲。這樣的互動，把自己的境界，乃至公子慶忌的境界都一起提升了，他們可說是相互成全了對方，相互浴血重生。

工具的蛻變

黃：對！這是非常深入核心的思維。刺客在最關鍵時刻逆轉了自己：我任務完成了，但是我做對了嗎？如此轉折，一個盲從者發現了真理，一個勝利者謙卑了下來，要離便是如此的從一個工具的角色，蛻變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刺客。說他是「天下第一刺客」，當之無愧。

鈕：《要離》可以說是一首刺客悲歌。小說中所刻畫的人物包括專諸、要離、椒丘訢、桑娃、梁玉，都有血有肉；小說情節高潮不斷，可以讓人一口氣讀完。透過這樣悲壯的故事，讓我們正視人的價值、獨立思考的價值，以及怎樣面對自己的生死，如此精彩的創作，與本屆【羅貫中歷史小說創作獎】首獎失之交臂，令人扼腕！

黃：天下第一刺客要離，向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挑戰成功之後，接著又向人性最孤傲、最自以為是的心理藩籬挑戰，勇敢地揭穿了自我的迷障，可說是雙重的超越巔峰，它不僅是一部深刻的歷史小說，更是部精彩的人性讀本！

（本次對談內容取自《要離》，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最新更新日期：92.05.29

→歷史資料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