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大黃……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趙翼
「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來的一貫觀念，在明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清代不過承襲了這一治國思潮，一切有跡可循。晚清重提這一論調，慘遭後世嘲笑之處在於：這個時候的「夷」，是涉洋過海而來的其他人種，而非歷史上與中原王朝一直聯繫緊密的少數民族。然而，於大清國政界和知識界而言，像英國這樣的外夷，與其他少數民族沒有什麼區別，產生這種想法，大約跟他們與中國相鄰的另一個「外夷」俄羅斯長期打交道不無關係。
在「以茶制夷」的觀念上，乾隆時期的歷史學家趙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論：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遊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
太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
前一段，趙翼總結的是明清以來中原王朝對西北民族採取的茶葉政策，後一段則將茶葉政策推廣到俄羅斯和英國等其他國家。
明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謂被從頭貫徹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對渝蜀王朱椿時說：「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他的意思很清楚，國家壟斷茶葉，目的是用茶換戰馬。現在邊關鬆懈，私茶出境，拿我們有用之物，換些個無用的東西，讓別人盡收其利，而自己吃虧，這怎麼能夠體現「以制戎狄」呢？為此，他推出了茶葉的金牌制度，最終形成了「茶貴馬賤」的貿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明嘉靖年間，政府已然將「以茶制夷」的政策玩得爐火純青。嘉靖年間的戶部尚書梁材有一番高論：「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繫誠重且人，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遊牧民族離不開華夏之茶，政界和知識界早就對此達成共識。他們認為只要控制住茶葉，就能控制住人群與疆土，而茶葉所到之處，也成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
嘉靖之所以不願意給後蒙政權的俺答汗開茶馬互市，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葉，他們就會與藏族及其他遊牧民族形成聯盟，那麼「以茶制夷」的政策就會失控。
這點，不妨看看朱棣時代著名學者解縉的言論。他在〈送習賢良赴河州序〉的文章裡訴說了一個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設置陝西都司和茶馬司，「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距川，入於南海」。這不是明廷實際控制的疆域，而是對茶傳播而想像出來的疆域。而朱元璋的治邊策略，就是力圖用茶去打通西方。
清代在滿蒙藏聯盟的背景下，加上康熙、雍正及乾隆的文韜武略，解縉的想像區域成了清廷實際控制的區域。而茶葉也慢慢演變成特別供給物資，而不像之前僅僅是「茶馬貿易」的品種，但其作為國家戰略物資的屬性依舊沒有改變。
解縉認為，中國貨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們認為番人貨中最好的就是馬一樣。茶之於夷人，如同酒醴之於中國人。因為茶馬貿易，許多夷人也開始學習中國的知識，對中國也有了嚮慕之心，那麼茶的作用就很顯然。茶有著「夷夏之交，義利之辨，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縉的構想基於兩個重要前提：一是茶必須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須嗜茶如命。這樣一來，茶便作為媒介，帶來了觀念的變化。
西邊（夷番）──茶──中心（華夏）
西邊（野蠻）──茶──中心（禮儀）
西邊（藩籬）──茶──中心（堂奧）
隨著茶的傳播，華夏與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來。通過貿易、文化等滲透，最終在心理上獲得西邊的認同，中心也隨著茶而發生空間上的遷移，最後形成了一個無形的茶葉疆域與茶葉貿易圈。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表明，中國之所以拒絕與那些外夷貿易，是因為其自身就有一個朝貢貿易圈，他們不需要通過英國人就能達成很好的貿易循環，而並非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等人所言「西方的衝擊造成中國和亞洲的近代化」。這個貿易圈裡，有朝鮮、越南、泰國等傳統附屬國，也有俄羅斯和日本這樣與中國只有朝貢關係但獨立的國家。中國近代之所以落後了，是因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體系發生了危機，最終促成中國近代化的轉型。朝貢貿易圈就是後來的經濟學家所謂的「亞洲經濟圈」，只是傳統研究更多側重其禮儀和政治層面。
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來到中國，向皇帝提出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請求。乾隆帝也寫下了一段著名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瓷器，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所資，並沾餘潤。」
趙翼說茶天生是我朝控馭外夷之具，正是傳統「以茶制夷」觀念的產物，強調的是控制，是皇權的威懾力，而非只是貿易賺點銀子。而大黃控外夷之根據，則源自關閉恰克圖互市的實踐。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就成為中俄貿易的市場。後來因為俄羅斯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羅斯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分別為一七六二至一七六八年（乾隆二十七至三十三年）、一七七八至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一七八五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至五十七年），加起來有十五年之久。這十五年裡，大清對俄羅斯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羅斯至少損失了五百萬盧布。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就點出了俄羅斯的死穴：「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羅斯的著名地理學家何秋濤也談到，他寫《朔方備乘》是為了達到「知夷制夷」的目的，為大清抵禦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據和參考。談到中國貿易的時候，他高度總結為八個字：「彼以皮來，我以茶往。」回顧中俄兩國的貿易史，會發現確實如此。（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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