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我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三千年中國歷史全局來看，鄧小平今天所搞的實在是繼商鞅、王莽、王安石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大變法」！──康梁哪夠資格陪襯──說者或問，孫中山豈非「變法」乎哉？曰，非也。孫國父搞的是「革命」。「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變法」，除「公孫鞅」之外，二「王」都徹底失敗了。商鞅本人雖被「車裂」（是被五部牛車，拉成五條肉塊），他底變法的效果，卻是大大地成功了──秦人之能終於統一東亞大陸，推源究本，商鞅應居首功也。
老鄧這個老牌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眼看馬恩列史毛那一套「舊法」搞不下去了；他甘冒兩耳重聽之大險，來搞一套鄧小平之「新法」以代之。
什麼是鄧氏之「新法」呢？這「新法」便是冶亞當．史密斯、李嘉圖、馬恩列史、凱恩斯等於一爐的華僑飯店的「炒雜燴」，見利忘義（忘了恩師老馬之義）的偉大的「機會主義」是也。
讀者知否？敝老師胡適之先生，終身所說教的那一套所謂的「實驗主義」，原來的老名字就叫「機會主義」。只因杜威等一批書酸子，嫌此名不雅，乃改成「實用主義」、「機具主義」、「經驗主義」和「實驗主義」來──也就是老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機會主義（opportunism）並非「投機取巧」。它亦意味著「因時制宜」、「見機而作」，多談問題、少說主義，不拘泥於死教條的一種哲學思想，和與這思想（胡適思想）相輔相成的一種政治經濟體制。老美立國二百一十年，靠的就是這個傳家之寶。老胡活了七十二年，終身言必稱美國，宣傳的也是這一套。
可是老胡只是吹了一輩子，從未實行過一句。噫嘻乎！夫子歎道之不行也，乘桴浮於海。想不到，東方紅，太陽升之後，現在又出了個「我的學生」鄧小平，要大行胡適思想。躺在台北南港的胡老師，如地下有知，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如今小平以老胡之術，變老馬之法──變掉變不掉呢？「老胡之術」究有多少真理存乎其間，其一也；老毛胡搞了三十年，至今已積重難返，老鄧毅然挺身向前，其勁是否可以「格桐輪」，吾人亦不知也。
所以今後歷史家要為鄧公「論定」，就不能只看他個人的生死榮辱，或二世、三世之是否爭氣。如鄧氏這樣的歷史人物，「蓋棺」奚可「論定」？！歷史家要看的是這個「第四次變法」的結果如何？
老鄧如「變法」有成，二○五○年時率耀邦、紫陽自雲端下望，見中華大地足與老美爭輝，則鄧公本人雖遭車裂，也何傷其偉大？如變法失敗，搞了二三十年，還是一窮二白、黨棍滿街，則鄧公百年後，由二世、三世裝入水晶棺材，再塑八千兵馬俑相陪，也是徒然！
「小平新法」的本質
然則小平新法之成敗，究可蠡測一二否？曰，唯唯否否。
預測成敗，原是「星象家」之術。歷史家與歷史製造者，都不可胡說。蓋歷來替歷史算命之人，自孔聖人、秦「始」皇，經馬恩列到孫中山，無一不錯。唯一的一個「不幸言中」者，便是句句發金光的毛澤東。他預測他死後，「右派要當權」，才是分厘不爽！我輩無「偉大的舵手」之才，惡可信口開河？
不過，我國古代法家論政，總是「權」「勢」並列。吾人不能妄談鄧公百年後，掌舵者之「權」；然於「偉大的舵手」舵下江河流水之「勢」，倒未始不可順流而瞻望之。
蓋近三百年來，人類社會生活幾經動亂，終於落實至今日美蘇之兩大模式。然則此兩大模式之利弊究在何處？簡言之，「美國模式」，「社會重於國家」（society stronger than state）之模式也。「蘇式」則「國家重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是也。
「社會重於國家」，則此「國家」之形式與運作，端視乎其社會發展之取向以決定之。十八九世紀之西歐與北美，由於生產之發展，帶動中產階級之興起。中產階級為搶奪政權，終能架空王室（state），擯斥教會（church），而完成其以中產階級為政權基礎之英美模式。在此模式中，「國家」成為「社會」之附庸。「社會」興隆則「國家」強盛；「社會」如由僵化而病入膏肓，則「國家」亦隨之毀滅。此模式發軔於古希臘。近世西歐封建制崩潰後，民族國家代之以起，社會重於國家乃變本加厲矣。
「國家重於社會」之模式則不然。處此模式中，則「社會」之變革，悉聽命於「國家」。「商鞅變法」時所搞的「強本抑末」；秦人統一六國之後的「廢封建」、「立郡縣」、「開阡陌」（亦即化公田為私田的古代「土改」），均是由「國家」下令，強制執行之。漢武帝重農輕商，與夫「士農工商」階級之劃分，原也為「國家」之「政策」，日久乃習慣成自然，變為「社會」之「習俗」。「社會」形式之構成，實由一極權「國家」下令規範之、鑄造之，非自然演變之結果也──此點，馬克思、湯恩比二大師，均因不通漢學而謬論之。
商鞅、嬴政之後而「千載猶行秦制度」，國共兩黨政權亦均「秦制度」之延續，並無基本上之變動。此亦我東方之政治傳統也。斯拉夫俄人臣服於蒙古帝國二百餘年（一二四○∼一四八○），處於東方傳統之邊緣。十月革命之後以集權之中央政府，推行有效之現代化，遂成為今日足與老美抗衡之「蘇俄模式」。
處此模式中，則「社會」為「國家」之尾閭。國家機器如完整有效，運用靈活，則社會蓬勃、人民安樂；反之如機件鏽爛，操縱失靈，則社會百病叢生、民無噍類。
此一「國家機器」之操作者，在中國專制時代，則取決於一「家」；及其演變為「蘇俄模式」，則取決於一「黨」。
孫文革命之初，頗醉心於英美模式。「同盟會」本身即一「三權分立」之革命政黨也。至辛亥之後，袁氏竊國，孫公始悟此一模式與我國政治傳統鑿枘不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之後，孫氏乃有「盲目服從黨魁」的權宜之計。至列寧統一蘇俄，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孫公乃大悟：「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蔣介石函》）
孫既改採「蘇俄模式」，果然成效立見。身死未幾，即為國民黨政權之「太祖高皇帝」矣。
國民黨「以黨治國」數十年，總理、總裁、主席均享有無上之權威，斯與「以家治國」究有何異？然治國以家，究有兩千餘年之經驗；而治國以黨，學之於三五年之間也。經驗不足，則毛頭小子縱橫捭闔，上下交征利，不旋踵便使機器鏽爛、黨徒異化，弄得萬民倒懸了。筆者近年序李宗仁之書，有關抗戰後，國民黨腐化之一段，曾說：「『一黨專政』不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專政而無能，才是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
由於專政無能，國民黨才把從倭寇手中奪回的錦繡河山，再讓給中共去專政一番。中共何物？孫國父戶口下之「二房」也。二房搞了三十年，其胡塗暴戾，有甚於老大。直至小平崛起，始悟「蘇俄模式」雖較近乎「漢家傳統」，然在現代化途中，落伍殊甚。吃一塹，長一智，鄧小平乃再走回頭路，學中山搞其黨內變法。「學台北」，「以美為師」，以求速效，以解倒懸。然小平無法揚棄其腐爛已甚的「蘇俄模式」，仍搞其「四個堅持」；在所謂「特區」（希望將來包括港澳台灣），則搞其並無「中產階級」存在之「走資」。前者似馬已非馬，後者稱驢不是驢。嗚呼！將伊于胡底？如今大陸之上，驢馬雜沓，滿朝文武手忙腳亂，是為「小平變法」現階段之實質。吾人隔海觀之，尚不知老鄧的「實驗社會主義」（pragmatic socialism）將這群雜沓驢馬，趕向何處去，姑拭目耐性而待之。
「制度」從何來？
筆者作上述觀察，並非對「小平變法」持悲觀態度。相反的，吾之態度甚為樂觀。何也？
因小平繼老毛之後。老毛者，無法無天也。因此「小平變法」，不管變出個什麼「法」來，總比毛老大「和尚打傘」要強得多了。語云，「窮則變，變則通！」小平變法，是非變不可也。
因此鄧公今日之問題不在「變」，而在「通」。「變」之不停，日久必「通」──問題是哪年哪月，才能「通」，時間問題也。更切要者，「通」的時間，不可拖得太長，久拖而不「通」，是亦專政而無能，最好不打自招，退位讓賢。
然則「通」之定義為何？「通」者，能搞出個合理可行的「制度」，為往聖做綜合，為百世開太平也。
我國漢朝的「文景之治」，其重要性不在圖一時之強，而在為後世立一帝國制度也。
美國革命後，全國一團糟，「聯邦主義者」（federalists）閉門思過，搞了五年（一七八四∼一七八九），最後搞出個聯邦制度來。時至今日，縱我美籍華裔，亦蒙其惠。
但是一個「制度」，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禮記》作者曰，周公「制禮作樂」，是牛皮匠之胡吹也。
「制度」者何？智慧與機運之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
今日老鄧有此「非變不可」之「機運」──僵化了的國家或社會如末季滿清，和今日美蘇，則往往欲「變」不能！蘇聯政府今日便無法改制；美國社會秩序，亦永無改善之望也。二者均已過分僵化矣。
鄧公今日亦有其現成的「智慧」可師，無須搞空中樓閣，強不知以為知。蓋今日世界上之政治社會制度，已演變成非楊即墨、非紅即白、非蘇即美之兩大主流，各有短長。老鄧別無他途可循，渠必須（著重「必須」二字）於兩大主流之間，截長補短，搞出個中間制度來。
老鄧如是個好學生，他可兼收二者之長，而凌駕之；老鄧如是個笨蛋，則並蓄二者之短而超過之──令人望而生畏者，則是兩個極端皆可能是最後結局。如前者是將來，則二十一世紀將為「中國世紀」也。如將來是後者，則中華民族萬劫不復，老鄧亦遺臭萬年矣。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於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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