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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在圍剿陳祖義的「舊港之戰」中，鄭和體現了高度敏銳、甚至過度敏銳的「亮劍」精神──單憑舉報就搶先「亮劍」。這與之前他在爪哇三寶壟的經歷完全不同。
鄭和艦隊登陸爪哇，是在上一年（一四○六）的六月三十日。當時爪哇島上東、西二王剛剛結束了激烈內戰，西爪哇吞滅了東爪哇。見鄭和軍隊上岸，西爪哇以為是向與明朝友好的東爪哇請來的援兵，主動攻擊，上岸的明軍一百七十多人被殺。這無疑是在「揚威異域」的鄭和艦隊臉上劈了一記耳光。
弔詭的是，鄭和艦隊似乎並沒有進行反擊，或者是反擊失利，因為官方史書上對此沒有任何記載。只是在鄭和押解著陳祖義返回南京的數日後，正史才記載了西爪哇國王派使臣到明帝國負荊請罪，被明成祖朱棣訓斥一頓後，僅罰款黃金六萬兩了事。（《明成祖實錄》）而此時，陳祖義的首級還掛在南京城示眾，宣告著天朝大國的凜然不可犯。這筆罰款，直到鄭和二下西洋時仍未繳納，鄭和再度到了爪哇後，西爪哇國王只繳給他一萬兩。消息傳回南京，禮部官員義憤填膺，認為這是藐視大明朝，建議將爪哇使節逮捕下獄，明成祖朱棣此時十分寬容，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寧利其金耶？」（《明史》卷三二四）於是不了了之。
一邊是面對爪哇現行暴行的高度忍讓，一邊是對陳祖義「莫須有」罪名的「不教而誅」，鄭和的「亮劍」似乎是有選擇的、有針對性的。而這背後，就是鄭和下西洋背後的帝國邏輯：穩定壓倒一切。
早在朱棣剛剛奪得政權的時候，就發布了一個詔令，其中對「蕃國之人」比較客氣，要求「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資遣還」。而針對僑居海外的中國「流民」，則十分嚴厲：「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過，稗復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明太宗實錄》）
這種「雖遠必誅」的強硬立場，曾在漢初出現過，但那是針對匈奴外敵的，所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如今，朱棣的「雖遠必誅」，其矛頭卻是指向海外同胞，並且，對待土著以招撫為主、對待僑胞以鎮壓為主。
嚴厲的追殺令，只喚回了八百多名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了用腳投票，飄零海外。經過宋元兩代數百年的海外開拓，華人已經在東南亞建立了相當的政商勢力，而明代立國後的海禁政策，驅使更多的沿海居民投奔怒海，客觀上反而壯大了海外華人勢力。
其實，安土重遷的中國百姓，飄零海外也是無奈選擇，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正式頒布於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此前，剛剛立國的明朝還繼承了元朝的政策，維持著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後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並且嚴禁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其原因，就在於朱元璋認為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導致沿海民眾經常出洋，長期脫離了政府的管轄和控制，是破壞大明國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大明律》規定：「凡將馬、牛、軍需、鐵器、銅錢、緞匹、紗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並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紋。因而走洩事情者斬。」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以農立國，不因富裕而生異心，不因遷徙而生動亂。他不僅頒布海禁，實際上也實行「陸禁」。根據《大明律》，任何人要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都必須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路引」）。路引上標明外出者的年齡、籍貫、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門和歸來時間。而離鄉不回的「逸夫」，其刑罰就是死刑。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海禁的最初動機，是為了維護新政權的穩定。明朝建立時，倭寇在中國沿海肆虐，而當年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的方國珍殘部，大多下海。此後，又發生了所謂胡惟庸謀反案，寧波衛指揮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非以通商不便也」（《續文獻通考》）。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朱元璋進一步收緊了海禁，「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引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違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窩，其見有者，限以二月銷盡。」（《續文獻通考》）「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明太祖實錄》）政府同時鼓勵檢舉揭發，舉報者可獲得「犯人家資之半」，而隱匿不報者，也要嚴厲處置，掀起了海禁的群眾運動。
一刀切的政令，試圖以犧牲沿海的民生作為穩定的代價。東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實際上不可能依賴單純的農業。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津舶為家者，十而九也。」（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眾們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崗，原來的漁業、商業都被緊急「關停並轉」，政府卻又難以解決再就業的安置問題，這就逼迫沿海民眾面臨陳勝、吳廣般的「進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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