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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二燒燈草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有個叫陸二的人見街坊有人因為經商致富，便決定利用家鄉的資源去A處賣燈草（即燈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燈草放到船上直奔A處而去。
「陸老闆，前邊有個收費站！」船老大的聲音傳來。「這麼快呀，到收費站了！」「不是，七天前剛設的！聽說是知府劉大人設的。」「哦，交吧。」
陸二並沒有當回事兒，命手下人出面交稅。他懂法，稅率是三十稅一。船上的草價值八兩銀子，交稅二錢六，再加上各種費用四五錢銀子夠了。隨後，陸二便叫小夥計陸炳拿了壺酒，端上一盤牛肉準備小酌一番。酒剛斟上，船老大走了進來，「陸爺，稅款交了。」「船老大，來來來，坐下，咱們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艙內。
二人舉杯欲飲，就聽船夫高喊「收費站到了，交稅！」陸二一愣，「船老大，怎麼又到收費站了？」「哦，對了對了，這是王知縣設的收費站。」「哦，陸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對視而笑，「唉，這年頭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邊兒，他就能收稅！」「是呀，是呀。來來，咱們喝一口！」二人一飲而盡。
陸二手中的酒盅還未放下，就聽船夫嚷道：「收費站到了，交稅！」「啊！」陸二臉色一變，「船老大，這是怎麼回事兒呀！」「這是京城回家休養的趙公公設的收費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稅吧！」陸二陰沉著臉，從包袱中取出四錢銀子交給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會兒回到船艙二人繼續飲酒。
你一言，我一語，家長里短話不盡。就在這時，一人高呼「交稅！」陸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這咋又到收費站了呀！」「你不知道，這是前邊正規收費站臨時增設的臨時收費站。」「臨時多久了？」「好像臨時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這、這，唉，沒辦法，交吧！」
陸二和船老大就這樣一邊吃一邊交稅，結果一百多里的水路有十來處收費站，陸二為此交了足有四兩銀子。陸二的心拔涼拔涼的。這船燈草價值八兩，收稅四兩，買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銷也有四兩。這傢伙，自己這次買賣不要說賺錢了，不賠已經阿彌陀佛了。
陸二端著酒杯的手在顫抖，他的心在滴血。這時，又聽有人高聲喊「收費！」陸二哎呀一聲，手中的酒杯噹啷一聲掉在了地上。「這可如何是好啊？賠了，賠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際，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陸老闆，咋了？不是收費站到了，是『首飛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飛山』，我呸，怎麼和收費站諧音呀。」陸二和船老大、陸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陸二再一看京杭大運河上的船隻更少了，他不禁問道：「船老大，前往A處還有多少個收費站呀！」「陸老闆，這個我還真不好說，收費站天天都在增，剛才經過的那個收費站，上次我路過的時候還沒有呢。保守估計還有十處吧！」「啊！」陸二一聽，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沉思良久之後，陸二顫抖著說：「陸炳，你去把船上的燈草全都放到岸上來！」「為啥？」船老大和陸炳都非常好奇。「燒了吧！」「燒了？咱們辛辛苦苦的……」「別說了，你們想想，前後二十多處收費站，光收費站就要去了我們八兩多銀子，除去往返船費、吃住、買草的錢，如果我們再繼續走，那可就賠大了。如果想不賠就得把這船燈草的價格提高到二十兩，而A處的價格是八兩，你們說我們能賣得出去嗎？總而言之都是賠呀，倒不如燒了它，我和陸炳從陸路走回去。這樣的話，也許就只賠個一兩。唉，早知買賣這樣，我就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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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輝，在他的《金陵瑣事》中記載下陸二的故事。今人恐怕很難明瞭明朝後期貪官污吏對小商人的壓榨有多麼嚴重。萬曆年間，是明代商業受到壓制比較嚴重的時期。即使如此，因為前後皇帝們或無所作為或治國有方，商業並沒有因此衰落，仍然螺旋式上升著。明朝後期中國商業的發達的主要表現為：東南沿海發達的走私經濟和海盜經濟、邊關的貿易、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江南絲織棉貿易、京杭大運河沿線貿易。
然而，這些地區也是受盤剝比較重的地區。例如，京杭大運河除了運軍糧和政府攤派的糧食之外，商業糧食和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稅主要有四大類。
第一類是貨物稅（商稅，針對貨物徵收）。洪武年間除了農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繳稅外，其他都需要繳稅。收稅額度是商品售價的三十分之一。稅收收繳是除北京、南京、鳳陽這三個都城外，當時的一線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稅收人員負責，二線城市以下則歸各省負責。地方商稅是小部分上繳國庫，大部分留做地方財政支出。
第二類是船鈔（通行稅，針對交通工具徵稅，戶部徵收）。宣德四年（一四二九）明政府開徵船鈔，之前則徵收通行稅。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濟寧、濟寧到臨清、臨清到通州這五段，對運載能力在一百石的船隻，每過一段行程徵收稅款一百貫鈔（折銀一•二五兩）。收稅站設在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九江、杭州、滸墅關。徵收船鈔後，除了臨清外，其他大部地區都不再徵收通行稅。
第三類是抽分（特別商品稅，工部徵收），即對木料、竹子、麻、桐油、鐵、煤、木炭、釘子、銅線等製造船隻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進行徵稅。收稅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蘭州、廣寧、荊州、太平、蕪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個收稅站外，其他地區都是一個。
第四類是貨物堆放許可稅（門攤稅，對貨主徵收）：貨棧、貨攤每三個月繳納一次許可稅，徵收方式是由該地行業協會中的頭面人物（會長）收繳後交給地方官。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稅收機關人員、徵收種類越來越多。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上百名，如果加上相應的保安隊伍，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數百人。徵稅的品種，包括奢侈品（如絲織品、高級瓷器）、進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絹、西瓜、大蔥等我們今天常見的東西），多達兩千種。對這些商品都作了細緻的稅收規定。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對日常生活用品徵稅（喪葬用物及舟車絲帛之類免稅，又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免稅），到了中後期幾乎對所有東西都徵稅。很顯然，稅收對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員低薪制度，特別是吏役沒有薪水，這種制度的負面作用比我們今天某些行業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於稅收的多少與吏役的收入掛鈎，因此，他們在積極徵稅的同時，必然勒索剋扣，甚至對一些戰略物資強行徵稅。明政府不得不在成化五年（一四六九）規定：對於執行政府任務的運糧、運物資的漕運軍船不得徵收船鈔。起初，吏役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漕糧等徵稅，只是對漕運糧船上的船員所帶的自備糧草、燃料徵稅。但其後，隨著吏治的腐敗，吏役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明政府對吏役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沒有察覺，也數次明文禁止這種行為，然而，基層政府的運作要靠他們，而他們不徵稅就沒有收入來源，那他們的積極性從何而來？所以，最終還是老樣子，役吏們仍然無法無天，商業稅徵收的地點越來越多，直到明朝滅亡。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為了某項事務，也往往強行向商家無端徵稅，美其名曰「捐獻」。例如成化元年（一四六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琛就建議對通州、徐州的船隻徵收「濟漕」費，也就是要求商家無償幫助官家的漕運。理由就是為了國防建設，「國」好了他們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規模、大幅度地徵稅，那麼，稅收成績肯定很好了。然而，從數字上看，商業稅並不多，例如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四千六百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一貫折合○•○○三兩，因此，折銀為十三•八萬兩。
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五千二百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一貫折合○•○○五兩，因此，折銀為二十六萬兩。
然而，萬不可被假象迷惑。真實的稅收則遠不止二十六萬兩。因為上述徵稅的弊端，真正進入中央財政的稅收不及真實稅收的十分之一。據黃仁宇先生估計，每年光在京杭大運河上運輸的棉布價值就高達五十萬兩。而棉布只是十種大宗商品中的一種而已，況且棉布與木材、食鹽、糧食等相比，其每年運送的數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實際上的商品貨物價值，估計一千萬兩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保守估計，每年僅貨物稅就可以徵收三十三萬兩，比全國的商業稅收還要多，即使我們承認十分之一這個數字，那麼，其餘十分之九的稅又跑到了誰的口袋裡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級、各種權勢人物）的稅收盤剝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與官員聯合的巨商富賈和走私者的偷稅行為，都是造成稅收不能進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為嚴重的是，走私經濟下許多商人的財富在短時間內膨脹，不但使稅收出現問題，更使「官鬥不過吏，吏受制於商」這種現象成為常態。因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則是當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則需要搜刮民脂民膏，這樣商人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吏的「老闆」。到後來，商人甚至到了影響地方政局的地步，而這又加強了「白銀帝國」的負面因素，從而使晚明亡於商人的證據更加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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