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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政策實施需要中央政府有個合乎邏輯上的思維路徑。怎麼認識突如其來的勝利；怎樣看待強大的秦帝國突然崩潰；如何在革命勝利之後處理國內關係。這些問題儘管都需要理論探討，但是從革命中走過來的親歷者對此問題的探討將更加側重實際效果。
劉邦一般都以誇張的粗魯方式出現，他瞧不起知識分子，過分的舉止是把知識分子的帽子拿來向裡面小便。看來沒流氓底子還真不行。不過在強硬的知識分子反駁下，有時他也會感到臉紅。陸賈經常於劉邦面前談論《詩經》、《書經》等內容。老劉則不以為然，老子馬上打天下，不靠《詩經》和《書經》。
劉邦說的沒錯，戰時，這些東西的確派不上用場。陸賈斷然否定老劉的說法，指出馬上能夠打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他引古喻今，重要的是有意把秦帝國滅亡的事情搬出來，告訴老劉如果秦帝國建立後實行寬鬆的政策，天下還輪到你來坐嗎？劉邦被陸賈說得很難堪，便命陸賈把歷史上的若干問題寫下來，並分析其利害。陸賈每寫完一篇就會給劉邦看，劉邦非常高興，讚歎陸賈寫得棒極了，其他幹部也附和著喊「萬歲」。陸賈共計寫了十二篇，劉邦把這本教程定名為《新語》。
這本書寫得很通俗，基本屬於普及性讀物，相當於「中央黨校」的教材。能讓不愛讀書的劉邦都嘖嘖稱奇，足以說明此書寫得很成功。後世的儒家知識分子總試圖把陸賈歸到自己麾下。其實不然，陸賈很務實，他並不拘泥於一種學說，而是把能夠瞭解的、能夠看到的、能夠解決問題的觀點說明白即可。
本書開篇談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天是至高無上的，它的自然法則便是天道。上天生萬物，而萬物依賴大地供養。既然天是至上的，人要生存就要遵循天道。
人類起初處於自然狀態，或者說是簡單的動物群居。人類要在困境中生存，就要考慮如何使族群產生更大的生命力與戰鬥力。那首先就要解決內部問題，制定最簡單的倫理規則，明確長幼秩序、夫婦之別，這便是人道。人道就是人倫，它是先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悟出來的。
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管理職能，也就是形成了最早的國家。如此，人類由人道步入了王道。
人類要走出與普通動物不同的道路，就要在領袖的帶領下，首先解決吃飯問題、穿衣問題、防洪問題、交通問題、住房問題、治病問題、溝通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意味著人類與普通動物已經有了天壤之別。
在類似大鍋飯的集體勞動中，肯定會有偷懶的、作惡的，這是人類的本性，故此制定刑罰，來明確賞罰、分清善惡、明辨是非。
但刑罰只是在事情發生後採取的措施，要讓人們都遵循人道而為，便要建立學校，從小開始接受教育。當然，這一切也未必就能解決文化危機與政治危機，例如春秋時期的道德大危機。試圖解決這一危機的兩位智者，一位是老子，一位是孔子。顯然陸賈還是比較傾向孔子，表揚孔子對於傳統文化的補救，使華夏文化得以綿延。陸賈確信秦帝國速亡就因不施仁政，而孔子恰恰提倡這些。所以，陸賈最後認定治理國家要實行仁政。
但不等於說實行仁政就要回到從前。在陸賈看來，人們不該厚古薄今，「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新語•術事》），治國理念都應從實際出發，而不是被過去的理論所累。具體而言，首當其衝的便是君主要講仁義，君主也要選拔重仁義的人才擔當官吏，如果重用李斯、趙高這樣的人才，結果可想而知。
君主固然要講仁義，並且是發自內心的一種道德修養。但在具體治國實踐中，無需滿口仁義道德，而是要做到「無為」，顯然這一認識來源於老子思想。「無為」理念是針對秦帝國的過度有為而提出的。在陸賈看來，秦帝國四面出擊，刑法太嚴，賦稅太重，徭役頻繁，四處擴張，把國民壓得根本喘不上來氣。「無為」理念說白了就是與民休息，不過度與民爭利。
在陸賈這裡，「無為」理念只是以德治國的翻版，雖然他也認為「無為」才是治國的大道，但他依然強調君主要實行仁政，抛棄秦帝國的「唯刑主義」。陸賈只要求君主應該這樣，問題在於君主往往就不這樣。
無論怎麼說，陸賈希望君主做道德楷模，仁義的化身。君主犯錯了怎麼辦？儼然只能靠上天的警告，明顯的是異常的天災發生，不過陸賈對熱衷災異學說的人很反感。他相信唯有用統一的政策、思想才能把國家持續地治理好。他也不贊同知識分子跑進山林隱居。在他看來，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好人都進山林了，壞人自然當道。問題在於，好人在政治中總被欺壓，而靠君主的裁判，結果往往是壞人勝出。這似乎成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陸賈在本書中，重要的是提出了無為理念，也是他本人對儒道互補的創造性發揮。這也是帝國當前的客觀現實，秦帝國就因太有為了，極端地冒進，跑步進入理想社會。結果多年的戰爭導致經濟崩潰，人們再也經不起戰爭了，而初建的漢帝國竟然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馬，官員們上班需要騎牛。無論如何自我心理安慰，但一想到此真讓人汗顏。
帝國無力解決邊疆困境，不但土地被侵占，還要採取和親政策，儘管這是非常好的辦法。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實行和親的宋與明死得都比較慘，這兩個帝國嚴格遵守華夷之辨。滿族與蒙古族和親當然不存在華夷問題，畢竟兩者都是夷。但是滿人在中原待的時間長了就忘記自己是夷了，反倒管英國人叫夷。
和親政策是無奈之舉，是讓步政策，劉邦極不情願。南方的南越也趁著中原大戰宣布獨立。老劉封長沙王的領土包括長沙、南海、桂林、象郡，而實際上後三地都在南越國的實際控制區。作為異姓王長沙王之所以沒有被撤，首先是因為他實力太小，其次是他起著屏障作用。對南越問題，劉邦與陸賈很清楚，在軍事無力解決的情況下，劉邦只能用外交手段來解決，負責出使的便是陸賈。
帝國面對的一系列問題，決定了帝國不能在極度虛弱下有重大行動，只能默默地從基礎做起。從政策上解決人口流失問題；讓戰時出走的人們回到故鄉從事農業生產；把大批的軍人復員投入到新帝國的建設當中；減少民眾的各種負擔；安撫戰時受到衝擊的地主紳士；中央對地方的諸侯國不進行過多干預。
這些政策措施儘管在帝國建立之初就已經開始實施了，但帝國始終沒有一個指導性的治國思想，完成於公元前一九六年的《新語》填補了這項空白。
想要變革一個國家，首先要變革人的觀念。觀念與實踐哪個更重要，直到現在中國人也沒弄清楚。言說的認為觀念重要，行動的認為實踐重要。本來兩者非常緊密，可卻被人們無情地割裂。沒有觀念作為指導，任何行動都是盲目的、短暫的。帝國的「無為」觀念來源於傳統文化中，對「無為」解釋最為到位的便是黃老之學。作為荀子門生的陸賈採取拿來主義原則，把儒道治國理念融合，作為帝國的治國思想。不管這一思想潛在的主旨是什麼，道家的「無為」思想在表面上指導了帝國六十餘年，在以後的歲月裡人們才更為清楚地看出「無為」治國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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