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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應天。九歲那年，這裡成了大明王朝的都城。可以說，童年時代的我，幾乎感受不到任何戰爭的氣氛，儘管大江南北到處刀光劍影，血肉翻飛。
然而，父親戎馬倥傯，沒有時間照看自己的後代。直至稱帝的前一年，南方底定，他才有心情給已經出世的七個兒子取名字，包括我。這一年，我八歲。
從這一年開始，朱家的皇子一代代都要按照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來取名字，也就是說，名字所用的字，必須帶有金木水火土之一作為偏旁部首，而且每代只能用五行之一，依序使用。
排行老四的我，一開始就沒有皇位繼承資格。兄長朱標是那麼英俊、儒雅，是帝國的當然接班人。十一歲那年，我被封為燕王，跟著兄長一起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包括讀書、習武、朝祭，而父皇則隨時檢查和訓誡。十七歲那年，我奉旨到鳳陽老家治理軍務，體驗這裡「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民間疾苦。可以說，父皇賜予的教育和培養是全方位的。
幾年後，我已經長大成人，英姿颯爽地率領一班護衛人馬，前往封地──北平，在這座元朝的故都開府視事。
這是父皇設定的長久之計。隨著身體的衰老，他對那些打天下的有功之臣越來越不信任，連續大開殺戒，屠戮那些不守規矩的文武官員。等到「棘杖」上的「刺」都摘掉的時候，他發現身邊能征慣戰的將軍所剩無幾，可以信賴的只有朱家子弟。於是，我和其他幾個兄弟都被派到長城沿線充當藩籬。我們可以帶兵，可以干預地方政務。不過，和其他兄弟不同，我可以直接使用元朝故宮，不必另建王府。父皇還讓其他兄弟在王府規制上不要與我攀比。或許，這樣的安排頗有深意。
開府北平，我一心撲在治理地方和防禦蒙古上。朱標早夭，儲位懸空，我也只是盼著父皇立我為新儲，並不敢造次，遑論造反。畢竟，歷史上造反者幾乎都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然而，父皇駕崩之後，一切都變了。
年輕的皇姪朱允炆上臺伊始，似乎就覺得王爺們礙事，或許尤其忌憚王爺們手裡的重兵威脅他那尚不鞏固的皇位。於是，父皇屍骨未寒，他就在齊泰、黃子澄等大臣的慫恿下，從我的同母弟周王朱橚開始，將周、代、岷、湘、齊諸王逐一削奪爵位，湘王朱柏自焚，其餘皆廢為庶人。根據情報，朱允炆封張昺為北平布政使，作為安插在我身邊的密探；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控制北平；都督宋忠、徐凱、耿瓛屯兵開平、臨清、山海關，調換燕王府護衛軍士。更為可怕的是，我的三個兒子尚在應天為父皇守靈，與軟禁無異。
這段時間，我過得很苦。
我病倒了。經常從燕王府裡跑出來，在大街上亂走，奪人酒食，胡說八道，有時竟躺在地上昏迷一整天。即使在王府裡，我也拄著拐杖，圍著火爐，渾身顫抖，連聲說冷。張昺以為我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放鬆了對燕王府的監視。素來仁慈的朱允炆，一面允准我的兒子們回北平，一面祕密下達了逮捕我的敕令。
朱允炆沒想到，我的表演天賦足以瞞天過海；朱允炆沒想到，我沒有束手待斃，而是磨刀霍霍；朱允炆沒想到，執行敕令的北平都指揮僉事張信，竟然偷偷混進燕王府，向我告密；朱允炆沒想到，我以慶祝大病初癒為名，在王府設下酒宴，一舉擒獲前來道賀的張昺等人，並迅速派兵控制了北平各門；朱允炆沒想到，北平軍民非但沒有聲討我的「靖難」之舉，而且憚於我的赫赫威名，無人不從。
當齊泰獲悉燕王府反叛的鐵證之時，一切都晚了。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朱棣當上皇帝後，廢除了「建文」年號）七月，我樹起尊祖訓、誅「奸臣」，為國「靖難」的大旗，誓師出征。出兵的名義與漢代七國之亂的「誅?錯，清君側」如出一轍。
最初幾年，我軍在黃河沿線左衝右突，毫無進展，頓兵堅城之下，漸漸陷入困境。然而，我深知講求仁義的朱允炆絕對不會背負殺叔的惡名。於是，每次進攻，我都衝在最前；每次撤退，我都斷後。朝廷大軍的統帥們似乎套上了緊箍咒，對我忌憚三分。儘管雙方互有勝負，可我軍的損失遠遠小於朝廷大軍。
隨著戰爭的推延，朱允炆指揮經驗不足的劣勢越發突出。他派出的將軍多半有勇無謀，敗多勝少；他一度天真地認為，給齊泰和黃子澄罷官流放，向我裂土求和，燕軍就會退兵。怎麼可能！
貌似強大的朝廷大軍，被他的瞎指揮折騰垮了；原本堅定的軍心和強大的民意基礎，被他肆意揮霍了。我的造反固然不得人心，我的大軍固然進展遲緩，甚至陷入困境，但他的粗心和慌亂為我帶來了起死回生的天賜良機。
洪武三十四年（一四○一年）年底，我得到了一個重要情報：齊泰、黃子澄以罷官流放為名，去京外執行募兵勤王的祕密使命。朝廷大軍主力集中於黃河沿線，長江和京師防務空虛。這或許是個機會。
孤軍深入是兵家大忌，稍有不慎就會腹背受敵。然而，只有出奇方能制勝。於是，我決定賭一把。留下少數兵力牽制黃河沿線朝廷大軍主力，集中精銳騎兵繞開堅城，長驅直入，進軍江北。
次年六月，鎮守應天金川門的谷王朱橞與將軍李景隆打開城門，我軍進占應天。衝進皇宮的我，遍尋朱允炆不見。找到的，只是一具燒焦了的屍體。有太監說，這就是朱允炆。
我掉淚了。這是叔叔對姪子的最後一絲親情，這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最後一絲憐憫。
靖難之役，誰都不容易！
然而，最終的勝利者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我。
「永樂」，一個新的年號開始接管整個帝國。
永樂新政：建文革新的繼承與揚棄
所謂「建文革新」無異於對父皇千秋功業的全盤否定。「靖難之役」，不僅要「靖」「奸臣」，更要「靖」朱允炆的「胡作非為」。於是，我取消了「建文」年號，將洪武年號延長了四年。
平心而論，藩王坐大的確對中央構成威脅。以前我是藩王，當然要反對「削藩」。如今，我成了中央，「削藩」自然勢在必行。朱允炆的做法無可非議。不過，他太年輕，他的智囊團太著急。哪有剛剛上臺，羽翼未豐，就大刀闊斧，到處得罪人的道理呢？做事情，要小步快跑，分步驟，控節奏。
鑒於此，我上臺伊始，就做出一副恢復祖制的樣子：遭廢黜的藩王一律復爵，遭牽連的大臣官復原職，加以厚賞。這些人很快就投入我的懷抱，非常聽話。
接著，我多次下詔訓誡諸王，要他們老老實實，奉公守法，以全親親之誼，不要重蹈七國之亂的覆轍。通過這種方式，我逐漸樹立了恩威並重的形象。此後，我的手腕開始變得柔中有剛起來。
軍力最強的寧王朱權從遼西改封到南昌，他賴以自豪的騎兵部隊則被我藉機收編。其他原本鎮守邊疆的藩王，也被改封到內地。隨後，我下令嚴禁藩王們節制武將和干預地方事務。
兵權、行政權的喪失，使藩王們成了光桿司令，再沒有資本隨意亂來；一些惡習不改、行為不軌的藩王，在隨後的十幾年裡陸續被我除掉。朱允炆靠蠻力解決不了的問題，被我漸進式地各個擊破，逐一化解。相比之下，我是不是更從容，更英明呢？
濫殺朱允炆舊臣的做法，令所有人隱約看到洪武末年屠戮功臣的影子。難道洪武祖制就要在永樂朝復辟了？呵呵，當然不是。至少，不全是。
創業之初，必要的苛政在所難免；守成之時，過猶不及，無論是暴戾還是寬仁。我要繼承，洪武祖制和建文革新皆有可取之處；我要調整，不合時宜的東西必須揚棄，無論是祖制，還是革新。一句話，「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
鞏固皇權，是千百年來君王所要考慮的頭等大事。
中書省的廢除，是父皇對帝國制度建設的重大創舉。丞相的消失，六部尚書的升格，使得皇帝兼有國家元首、行政首腦、武裝部隊最高司令三項職務，禮儀、行政、軍事大權三位一體。皇權加強了，政務也空前繁忙了。皇帝要一個人幹從前三個人，甚至十個人的工作。據說父皇每天要看二百份奏報，處理四百件公務。
儘管終其一生，父皇也禁止恢復宰相制度，但他不得不承認：「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於是設置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文淵殿、東閣等大學士，以翰林學士充任，到皇帝身邊幫忙。此外，以文華殿大學士輔佐太子。他們沒有實權，只是政治顧問和文件執筆人。皇帝的文字工作量減輕了，事務性工作少了，決策的時間比以前充裕了。
朱允炆為了提拔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提升了翰林學士在朝廷決策過程中的地位，實現了宰相之實的恢復。這種公然與祖制對抗的做法，當然是本朝必須屏棄的。至少，在制度上，我不能給輔臣專權跋扈的任何機會。於是，翰林學士回歸顧問功能，並在永樂朝體制化、固定化了。解縉、胡廣、楊士奇、楊榮、黃淮、金又孜、胡儼等七名翰林入值文淵閣，參掌機務，協助我處理六部送來的各種文件。由於文淵閣位於皇宮內廷，因而這個翰林學士的班子，就被稱為「內閣」。內閣成員俗稱閣臣，他們掛殿閣大學士的頭銜，不僅可以跟我一起議事，而且還能繞過通政司，直接向我呈遞奏報，這讓別的大臣羡慕不已。此外，帝國形成定制，沒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由科舉進士中年輕而才華出眾者擔任，而後通過考試授予官職）身分，不得進入內閣。
不過，閣臣雖然更接近皇帝，可畢竟只是五品官，顯得人微言輕，且「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稟告）」。閣臣和廷臣互相牽制，任何一方都沒法坐大的局面，是我最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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