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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凱時代，所謂政黨內閣，曾盛極一時。為著爭取「入閣」，甚或「組閣」，小黨派成員乃紛紛結盟，毀黨造黨，分別形成了親孫的「國民黨」和擁袁的「進步黨」，事詳《袁氏當國》。在兩黨之間發生了爭執之時，不用說「肢體抗爭」之激烈，不下於今日台灣之立法院。斯時去古未遠，議員們所使用的文具，都還限於毛筆和硯台。在辯論激烈時，往往筆硯橫飛，墨汁四濺，當之者就頭破血流不成個人形了。所以後來國會之中數百只的石製硯台，都被釘牢在辦公桌上，動搖不得了。筆者述史，為何連個小小的硯台，也不放過？無他，搞微觀史學，從小看大耳。
我們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實行的議會政治中，一些肢體抗爭的現象，只是大陸當年搞議會政治的遺傳而已。一脈相承，沒啥稀奇也。今日台灣，李前總統，和呂副總統，都不要做中國人了。但是他們政治血液的因子，還是地道的國產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陸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堅決否定議會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館中，民初國會中的硯台，和今日台灣鬧選舉的亂象，您或許也會同情他底恐懼的。大陸太大，亂不得也。
以上所說的，還只是民國初年，搞議會政治問題的冰山之一角。至於他們如何搞實際政治，則明暗、大小就各異其趣了。在袁世凱時代，他們要參加選舉總統，組織內閣，場面大矣哉。所以要毀黨造黨，從小變大，庶幾人多勢大，進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當政時，總統和內閣人選早定，搞政治變成搞小圈圈，以便爭取實權、實利，搞大黨就不如搞小派運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間的興趣，就集中於組織小派系，和組織小而收穫大的政治俱樂部了。
在老國會恢復之初，首先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萎縮了。前者的骨幹乃另組其「憲政商榷會」和「政學會」（後來南京國民黨政權中「政學系」的始祖）一類的小組織，以便在當時最熱門的政治事件中，實際參加，並發生影響。一些滄海遺珠的國民黨員，則仍然株守於其老巢，什麼「客廬派」、「韜園派」和「丙辰俱樂部」一類的小組織。總之，原來號稱「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是被一些親孫、離孫，乃至叛孫的小組織代替了。
至於老的「進步黨」，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幹精英，在梁啟超等人領導之下，與袁世凱時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交通系」（原來以梁士詒「財神」為首，把持了財政部、交通銀行，和鐵道運輸的親袁老官僚的無形政團）聯合，也組織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憲法研究會」。因此，這個恢復了的「民元老國會」，就變成兩個以研究憲法為名的政團短兵相接的戰場了。（參見一辛著，《中國政黨小史》（節錄），載上引《北洋軍閥，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第一卷，頁二一三∼二三○。）
可歎的是，他兩方傾軋，重點不在福國利民，而是以各該系的本身的利益為主。因為兩系都不是「選民」選出來的，沒有對選民負責的問題。所以他們既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也不代表任何社會團體。因此他們爭吵的內容，就純粹以各該系政客最狹隘的私利為出發點了。這也就把最高級的議會政治，低貶成最低級的幫會政治了。事實上，上述鄧小平和江澤民所詬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而是畫虎不成，走了樣的中國式、走火入魔的「幫會政治」。
在宏觀史學的遠景之前，議會政治蓋為將來中國必有的客觀實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華民國，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還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當國者，都被幫會政治（像文革時期，四人幫那樣的政治）嚇昏了頭，便錯把幫會政治，當成議會政治了。
顧維鈞VS.唐紹儀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和他岳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
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度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儘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註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岳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祕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干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製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覆電岳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覆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們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歎，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於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翻譯版，第一冊，頁一四四∼一四七。）
上面的例子還只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干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台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後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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