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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之道的一個極端
春秋時代，大國崛起，國家主義盛行，務實的政治家們在其治國方略中，不再單純推行建立在宗法制基礎上的「禮制」，而是「刑禮並用」。
管子是國家主義的傑出代表。《管子》一方面強調「禮、義、廉、恥」乃「國之四維」，另一方面，又倡導以法治國。其目的，不過是將法律制度作為一種國家意志，統一國人的言行而已。
後來的法家主張法治，本義也出於此，《商君書》說：
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但法家認為，一切君臣之義、等級秩序、風俗教化，都可以由法令來規定。《商君書》說：
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
法家要求君主作為執法的最高裁決人，一切以法為準，《商君書》說：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
在法家心中，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君主把自己的意志變為法令，然後一切以法制為標準，不再按自己一時一地的意志去行事。《韓非子》說：
明法制，去私恩。
由此可知，法家卻在強調法制的同時，完全捨棄了禮制，也捨棄了禮治，即道德教化。
所以說，法家理論，是《管子》治國之道的一個極端。
以法、必以法且只以法治國
國家主義盛行後，面對新問題，那些務實的政治家們一律用法令的方法來解決，這就是法制。
這些法律制度，其所倡導或禁止的事項，絕大部分是過去禮制所沒有的、或者與過去禮制的規定相反的。
例如，為了鼓勵人們從事土地開墾，他們就廢井田而定私田制賦稅制度。這顯然違反了《周禮》中的土地所有制。為了加強軍事力量，他們就制定了軍功制，這就動搖了爵位的世襲制。
他們為了讓全國所有的人都去遵守、執行這些法令，還要將法令廣而告之，如鄭國的子產，就將法令鑄在銅鼎上，史稱《鑄刑》，開法令公開之先風。這也是違反《周禮》的做法，因為在西周時代，刑，是對庶民用的，是「國之寶」，要秘而不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重要的是：法家人物，把一切制度都法制化，其中包括移風易俗，如此一來，「禮制」的概念幾乎蕩然無存。
綜上三個方面，法家在一個國家內推行法制，都被稱為「變法」，用現代的名詞，叫做改革。
變法，就是改變過去法令內容、形式、方式；改革，就是改變、革除。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為此，法家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歷史觀：法後王。意思是：根據歷史時代的變遷，不斷更新、改變治國方略。其理由很簡單：你們儒家不是說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是聖人嗎？聖人也是根據時代變遷改變治國方略的，夏、商、周的「禮」和「刑」完全不同啊！
如此一來，法家就有了變法的理論依據。
那麼，變法，變成什麼樣的法呢？也就是說，變法的目的是什麼？標準是什麼？在法家人物那兒，目的和標準非常簡單，就八個字：標準是「富國強兵」，目的是「國富兵強」。能富國、能強兵的，就是好法令；國富了、兵強了，就證明是好法令。
如此理直氣壯地實施變法的法家，有三個傑出代表：李悝、吳起、商鞅。
事實證明，他們所實施變法的魏、楚、秦三個國家，都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一時，也都實現了國富兵強的目標。
其中需要特別一提的是李悝，他在魏文侯當政時，主持變法，並將所實施的新法，編成一本書，叫做《法經》。魏文侯是個喜歡聚集文士的人，所以，在魏國國都裡，聚集了很多大師級人物，他們爭辯、授徒、著書、立說，學術思想鼎盛一時。李悝《法經》的出現，使法家在諸子百家中的地位正式確立。
這個時期的法家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以法、必以法且只以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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