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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在社會體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騷亂根源沒變，經濟因素是直接導火線
「坦白地說，中國人仍處於政治無意識狀態，他們接受國民黨（Young China）（注1）就像接受上天賦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們在精神上仍存有習慣性的保留。別人告訴他們，與苦悶、貧困、飢餓、貪汙、苛捐雜稅相聯繫的舊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每個人都將變得富有和快樂。他們中那些樂觀積極的人相信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當成了救世主，以為所有美好的東西將很快實現。直到三個月過去了，他們才突然意識到這種想法的愚蠢。把舊事物換一個新名字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即使總統自己，在他的總統敕令中也承認，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敲詐勒索、行賄受賄、威脅掠奪、暴力犯罪並不比舊時代少多少。人們通過自己的雙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滿目瘡痍、搶掠四處氾濫，他們終於意識到太平盛世仍然遠未到來。
「正如我之前所說，中國今年幸運地獲得了上天送來的大豐收。這種暫時的平靜已經到期，過去幾個月在華中出現的騷亂便是證明。深埋在社會體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騷亂根源一直沒有改變，而經濟因素則是直接導火線。
「這種觀點並不僅我一人具有。這是生活在中國的、消息靈通的外國人的共識。《字林西報》今天對我進行了採訪。這份報紙起初帶著極大的熱情歡迎革命，並對其抱以厚望。然而如今，它只能悲哀地承認，由於沒有一個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事情只是在變得更加糟糕。
「它指出，所謂的『共和』，只是毫無意義的稱謂。
在西方民主原則和儒家倫理之間來回搖擺
「這裡的『共和』並不是字面意義所說的共和，這對於一個公正的觀察家而言是顯而易見的。而它在未來將會意味著什麼，將由這個自封的『共和黨』逐漸揭曉。
「它在西方民主原則和儒家倫理的強大影響力之間來回搖擺，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立憲遲遲沒有進展，為什麼這個新成立的黨派幾乎沒能力做成任何事。
「在中國，人們在空談理想的西方治國理念；但最好的中式政治理念其實是袁世凱在今年十一月試圖推行的政策，這套具有建設性的理念與光緒皇帝在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中提出的理念相類似。
「這套政策可以逐漸打破滿漢隔閡，促進種族融合；可以廢除滿人沿襲已久的世代享有的特權；可以廢除在各省城駐紮的毫無用處的滿族部隊；可以建立君主立憲制，並從地方自治開始逐步推進改革，在十年內實現上下兩院的議會選舉。
「這個政府將大舉學習日本模式，建立君主立憲制。然而最重要的是，整個政府結構將建立在儒家體系的基礎之上。
「這是康有為和『戊戌六君子』努力想要實施的政策，也是當前梁啟超領導下的立憲派的想法，他們是溫和的改革者，以保皇會作為組織，人數在一天天擴大。袁世凱在今年秋天闡述了這樣的想法，在多年的政治混亂甚至分裂之後，他堅信只有這樣的政府模式才能在這個國家生存。」
中國人內心深處需要儒家體系，儒家體系已經深入到這個民族的性格。整個中華民族的信仰可以被概括為三點：家長制度、宗族觀念、勞動義務。在兩千年歷史中，這個地球上同質程度最高的民族，從未向他們的統治者，不論是同族或是異族，提出過任何要求，他們只希望享有在這種信仰下平安度日的權利。
「因此所謂『國民黨』的觀點，將注定失敗？」我問道。
「如果國民黨可以通過治國之道而獲得逐漸的演變，或通過新的國家形式來取悅大眾，那麼民眾將會尊重這個他們選舉的政府；如果它不能夠滿足這些緊迫的、現實的、不可回避的政治需求，那麼我們會發現，民眾將保留他們起義的神聖權利。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無革命性的群體
「正如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密迪樂（注2）在六十年前所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無革命性的群體。』
「他們總是隨時準備起義。他們在香港被英國人統治，在膠州被德國人統治，在遼東半島被日本人統治，在北滿被俄國人統治。顯然，這些統治者的國籍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重要。只要統治者足夠聰明、公正，並且尊重他們的傳統和信仰，他們便會安於現狀，接受統治，和平生活。
「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了十年，這裡有六十萬中國人，我不斷發現新的證據，證明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像中國人這樣對於一個好政府有如此快的接納度。」
「那麼，為什麼中國人比日本人落後？」我問道。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有一次回答過這個問題，他說，本質上，我們不可能通過一次革命帶來的突然改變來扭轉一個人的政治習性和社會習慣，伊藤博文公爵也曾經向中國人闡述過這個觀點。」
我舉出了美國大革命和它的偉大成就作為反例。
濮蘭德先生回答說，「美利堅合眾國是數個世紀來根植於英國民族內心、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表現。這種精神起源於英國憲章革命（Magna Carta），通過移民由『五月花號』（Mayflower）帶到新大陸，成為英、美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權利的基礎。你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大叫兩聲『共和』，便可以把這種精神成功地灌輸給那些從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的人們。」
「但事實是，」我向他提示，「中國人民自己在追求『共和』。」
他回答說，「我告訴過你，民國現任副總統曾鼓動總統利用革命造成的有利局面登基稱帝。」
中國南北之間的差異是不可調和的
「那麼革命真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它意味著接受西方教育的廣東人突然得勢，他們是滿清王朝土崩瓦解之際唯一有政治組織的群體。東南沿海三省的居民無論在人種、社會習俗還是政治生活上，都有別於生活在華中和華北平原的居民。他們被內地人視作蠻子，反之他們也毫不掩飾對內地人的輕蔑。北京的店鋪裡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招牌：『出售廣東貨及其他洋貨』。
「這三個省分被綿延廣西、廣東直至浙江的山脈與華中地區隔開，生活在這裡的居民兼具山民和漁民的特點。所有移民到美國和太平洋諸島的華人都來自於此。他們聰明、勇敢、富有開創精神，在經商上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這點通過白種人的各種排外法案也得到很好的證實。
「你很難相信吧？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們的排外法案是必要的。如果你們允許華人自由進入，他們將會吃掉你們，我敢保證，五代以後，將不會有任何白種人存在。
「美國人之所以對中華民國得出錯誤結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對中國人的了解僅僅局限於廣東人和福建人。一個由東南三省組成的共和國是決不可能超越所有可能的束縛的。而在許多觀察家中存在的分裂主義傾向，使得他們認為這樣的共和國趨近完美。但在華中地區，對廣東幫（Cantonese Party）的政治對抗正在籌劃中，而且在數量上將很快超越他們。袁世凱去年十二月談起這方面話題時認為，中國南北之間的差異是不可調和的。」
美國對華政策反映出良心與政治需求間的激烈鬥爭
「那麼你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何看法？」我問道。
「美國的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的政策，」他答道，「反映出良心與政治需求間的激烈鬥爭。你們的利他主義、對弱小國家的同情等無法克服的衝動，你們的與對外擴張的旺盛本能抗爭的人道主義，以及對國家未來政治和經濟需求的認識。在我看來，激勵美國前進巴拿馬和加勒比海，以及在太平洋建立其殖民地的精神，僅僅是眼前面臨的經濟壓力，以及主宰新市場的必要性的集體意識。若非『新的有利條件』（new places in the sun），太平洋的統治權將受到挑戰。
「不斷成長的製造業和下一代人對工業發展的強烈追求，將促使美國對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為推進這種政策，美國政府在處理中國事務時一直示以慷慨和大度。這體現了其明智的想法，我相信近年來飽受詬病的『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政策也正基於此。
「但是，由於美國國務院缺乏經驗和能力，這些明智的想法和主動性可能帶來的好處，大部分都被偏見和損失所取代。
「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國務卿諾克斯先生關於日俄修建滿洲鐵路的中立態度，便是在一個關鍵時刻犯下的嚴重錯誤。國務院的這個愚蠢錯誤，催生了日、俄兩國對無助的中國人民共同採取的侵略行為。
「美國國務院在這段時期內感情用事的機會主義，看起來源於他們幼稚地相信條約、協定的效力。這些協定本來是用來保護弱小國家免受強大鄰國的侵犯，保護無助民族免受強者的欺凌。
「作為一個英國人，很欣慰看到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正基於更廣的經驗和更全面的信息而逐漸完善。借用塔夫脫總統最近的言論，不可能如同美國兩年前的對外政策一樣，僅憑如此初級的外交方法就成為一個理想中的偉大國家。這幅圖景將會展現更光明的一面，因為天意使得美國在滿洲問題上的潰敗成為其對華政策的終結。如今，滿洲和蒙古已淪為日本和俄國的戰利品，並且得到了歐洲列強的認同。在一個優秀的觀察家看來，這意味著日本先前通過太平洋沿岸地區甚至南美洲緩解的巨大人口壓力，未來若干年中將在他們掌控的中國西北部幅員遼闊且人煙稀少的地區找到出路。日本無疑在限制勞工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的問題上表現出了遠見。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那樣，既然日本拒絕了諾克斯先生的中立方案，她顯然希望美國對其在中國領土上的擴張表現出善意。一個絕頂聰明的日本發言者，《東方時評》（The Oriental Review）編輯本田（Honda）先生在十一月十六日的伍斯特會議（Worcester Conference）上坦率地陳述了這一形勢。」
【注釋】
1. 從洋人的角度看，“Young China”似應是當時中外新聞界對於那個時代富於改革精神的中國新派人物和革命黨的通稱，與滿清官派人物和康梁黨人相對應。例如，“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是同盟會的英文名稱。
2. 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英國人。大學畢業後赴德國留學，從慕尼黑大學漢文教授內曼（K. F. Neumann）習中國語文。一八四三年奉派至香港，旋至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任翻譯。一八五二年初調往上海，仍任翻譯。後隨英國駐華公使文翰（Sir George Bonham）赴天京（今南京）訪問太平軍領導人，同年冬因病回國休假。一八五六年返滬任副領事，旋升任寧波及上海領事。一八六一年二月，上書英國外交大臣羅素（John Russell），對太平天國表示同情。後調職盛京、牛莊。後死於牛莊領事任上。著有《中國人及其叛亂》（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ethics,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o which is added, an essay on civilization and its present state in the East and West），記載太平天國初期歷史甚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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