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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界，也就是今天說的娼妓業。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對於政治向來熱心。革命黨在妓院談革命，保皇黨也在妓院裡講保皇。成立了國會，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稱來自「兩院一堂」：國會的參眾兩院，以及京師大學堂。花界花魁的評選，晚清時節是狀元、榜眼、探花，民國則是總統、總理、部長。連時裝裙褲，都印著國旗。因此，在五四這種熱鬧的時候，自然不會置身其外。北京的花界，官僚氣太重，好像很少聽說有運動的消息。而上海就不一樣了。上海罷市，花界積極參與，大小妓院一律關門停業除牌，連在妓院做雜役的人，俗稱「烏龜」之輩，都動了起來，「九成同義會（烏師幫所組織者）且向各妓院散發『國事危急，學生被捕，商業停頓，挽救學生，本會同業，公同停業，不達目的，甘坐待斃，大眾開市，方始做業』一種傳單」。 等級高的妓女校書和長三，一向樂於出頭露面，還組織「青樓救國團」，走上街去跟學生一起撒傳單，為遊行的人們供應茶水。名妓鑒冰，專門設了一個學生飲茶休息所，「門前張一大紙，書『青島問題發生，各界一致罷歇，學生為國熱忱，不過稍盡綿力，妓界泣告』」。據說，「各妓院門前，多貼有長八九寸、寬二寸之小傳單，楷書『君亦中華民國之國民乎』。見者多觸目驚心」。 是激勵嫖客愛國，還是藉以自我表白？也許兩者都有。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蓮，不僅捐了五十元給國民大會，而且發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書〉。全文如下：
我們中國到了將亡未亡的時候了。現在所以未亡，全仗一點國民的志氣。自外交失敗的信息傳來，首先由愛國的學生，發起懲警賣國奴，抵制日本貨。沒有幾日，全國各界萬眾一心，下至小工車夫，亦不肯與日人工作。可見人心不死，正是我國一線生機。惟我青樓一無舉動。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幾條辦法，勸告我全國花界同胞，各本良心，盡我國民應盡之天職。後並附八條：一，請花界同胞哀懇各界，一致救護被捕愛國學生。一，請花界同胞，將波蘭、朝鮮亡國苦處，擇要印在局票後面。一，請花界同胞勸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為。一，請花界同胞普勸我商家，國貨萬萬不可漲價。一，請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國民大會，及學生聯合會經費……
據報導，上海的花界，跟學生和商人一樣，也組織了救國團，即名「青樓救國團」，發起者為名妓鑒冰、笑意、金書玉、妙蓮等人，這些人都是校書級別的名妓，多次上過花界花魁榜的。這個救國團，曾一日發出傳單兩千張。其中一份花界的傳單，是這樣寫的：「我們花界，斯業雖賤，愛國則一。願我同胞，抱定宗旨，堅持到底。國賊弗除，學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緊，切勿暴動。如遇日人，佯作不見，倘伊尋事，逆來順受，莫墮奸計，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樓救國團泣告。」 不愧是青樓女子，愛國也帶著可愛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類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來尋釁，也要逆來順受，遠離暴力。
據美國學者賀蕭（Gail B. 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時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業兩次，五月四日之後，五月九日國恥日（二十一條簽訂日）停業一天，然後在六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罷，直到六月中才結束。 「林黛玉、笑意、鑒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數十名妓，結合不忘國恥會，各於枇杷門下，高標『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樣。」 林黛玉（藝名）是當時上海名妓四大金剛之首，名氣很大，可見聲勢不小。連跟上海接壤的海門地方的妓女，受到影響，也開會議決停業，發了一個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寫的宣言，並創作愛國歌，提倡國貨歌，討賣國賊歌，「分頭拍唱」。 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傳單、文告，到底是妓女們自創，還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但估計多半是這些妓女恩客的手筆。這些恩客裡，絕對不乏下筆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屬於共生體，休戚與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此前的辰光，產生了那麼多蝴蝶鴛鴦文字，繁榮了文壇，現在代勞寫點愛國的文告，自是義不容辭。據當時的報人包天笑講，彼時即使良家婦女，也習慣由「床頭捉刀人」代筆，投稿作品，雖然名字是香豔的女性，其實都是男人的文字。 男人替女人說話，以女人的口吻說話，到底是男人的意思，還是女人的意思？不好說。但是，至少可以說，有人代筆不等於妓女們的愛國行為，都是被動的。也就是說，代筆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動要求。因為，妓女們不僅有文字，還有行動。據當時報紙記載，有名妓著人開著汽車，在大馬路和四馬路一帶兜風，車上插著白旗，上書：「警告同胞，切勿暴動。」 這種跟學生學來的動作，表現在妓女們身上，別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們對於運動的積極性，以及對運動失控的擔心。當時的上海灘，汽車還是個新鮮玩意，開汽車兜風，絕對是個很拉風的事。把這種事加上愛國兩個字，真是又時髦，又刺激。在運動中，妓女們不僅參加三罷，而且對於跟三罷相關的抵制日貨運動，她們也很積極，「互相勸告，此後購用國貨，以免權利外溢」。 顯然，這對於便宜的日本化妝品要求甚多的若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損失還是相當大的。而且，據記載，一直到五四以後，還有名妓堅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時人感慨道：現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余今於『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 反過來說，妓女這樣的愛國行為，之所以被人拿出來宣傳，也不乏借機貶損官員的意思。
雖然說，由於清代特殊的官場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種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書畫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這樣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謂的妓女作品，實際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種〈敬告花界同胞書〉之類的東西，儘管是白話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果實），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國民大會或者學生聯合會的負責人，在給妓女們派活兒。所以，這種產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筆。同時，鑒於在晚清到民國的歷次愛國運動以及政治事件中，強調卑賤者的參與熱情，已經成了一種宣傳策略，不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會拿來做文章，說他們如何熱情如何奮發，云云。不僅正面的運動如此，連洪憲帝制運動，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鳳領頭的妓女請願團嗎？當然，在護國討袁中，人們則喜歡吹捧那個替蔡鍔打掩護的小鳳仙，從而實現兩邊微妙的平衡。這樣的事情，在本質上，都屬於拉妓女來搞政治。所以，我們看到的五四運動的花界參與，尤其是那些熱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人造的成分，應該屬於運動宣傳造勢的一部分、動員的一部分。告訴人們，連妓女都愛國了，你們動還是不動？只是，被拉的妓女，在運動中如火如荼的三罷中，的確也有主動的成分，由被拉動，到自己動，她們有這個自覺。就算是被利用，她們心甘情願。賀蕭的研究告訴我們，據上海著名小報《晶報》報導，在一九一九年，有名妓因為不讀書，不熟悉「愛國」、「同胞」等新名詞，竟至門庭冷落。
退一萬步講，妓女之所以有這樣做的動力，也有其內在的原因。上海是個趨時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除了最下等的之外，一般來說屬於中國最為趨時的女人群體，不僅時裝的變化，首先在她們身上體現，女性最早坐四輪馬車，坐汽車，照相，上報刊封面，都是她們首開風氣。因此，即便沒有發自內心的愛國熱情，當愛國成為趨時的內容的時候，她們也是不會落後的。
記得有句一度很時髦的話，戰爭讓女人走開。但是，政治卻不會讓女人走開，也走不開，無論宮廷謀劃，還是密室陰謀，甚至大街上的抗爭，都有女人的身影。連義和團這樣因為「神術」禁忌而高度歧視婦女的運動，也有所謂紅燈照這樣的傳說，更有黃連聖母這樣出身低賤的女人，作為抵禦洋人法術的法寶出來。五四是一場學生發起的政治抗議運動，但運動的深入，則很快演變成一場市民運動。到了這個地步，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一種時髦。無論何等人，趕不上這個時髦，就有點掉價，在上海這樣一個講究時髦的城市，尤其如此。自義和團運動失敗以來，中國的民眾抗議運動，幾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因市民的參與，才使得運動具有力量，但是，因市民的參與，也讓運動具有更複雜更世俗的色彩。有時候，這種色彩，會讓一場原本很嚴肅的政治運動，變得有幾分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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