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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到了，埃文斯打電話來叫我去見他。他問：「你這學期會註冊唸書嗎？」
我說：「當然想，但我沒有錢交學費。我現在需要全職工作，就算選一門課，也不一定可以唸得很好。我老闆不會讓我唸書而不工作的。」
「如果回來唸書，你要選那幾門課？」
我說了幾個教授的課。
「某教授對你的印象很好。我現在是系主任，你可以回來做full time（全時） 學生。」
「可是，我不工作就解決不了生活問題。」我猶豫地說。
「不要緊，我會告訴你的老闆，請他讓你上課，你上完課才到圖書館工作。」
我那時拖欠了哥大一大筆學費，如不付清，依例不能註冊。埃文斯又代我向學校交涉，最後得到當時的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批准，由歷史系交付我的學費。我拿了埃文斯給我的允許註冊證明，馬上去選了三門課，然後回到圖書館。我的主管說：「Tong（唐），你小子走運啦！剛才埃文斯教授打電話來說要我讓你去上課。不過就算上課，也要穿我們的工作服，一下課就馬上回來。」我對他笑著答應了。
開學後不久，埃文斯又找我去說：「你申請的獎學金，就快知道結果了。如果申請不到，就暫時不能唸書，回圖書館工作。如果申請到了，就馬上把工作辭掉。」
一天在圖書館，我的主管來找我，他說埃文斯教授要我打電話去。我就立刻給埃文斯打電話。他說：「Tong（唐），恭喜你，你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現在馬上向你老闆辭職吧。」
那獎學金一年有幾千塊，我真是喜出望外，竟然對埃文斯說：「我老闆不讓我辭職怎辦？」
埃文斯大笑說：「他會答應的。」
沒有埃文斯的幫忙，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拿到博士。
埃文斯退休後我們仍然一直保持聯繫。他病故時，他兒子來信通知我，我還專程到他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家裡弔喪。
選導師 拿博士
我的博士是在一九五九年拿到的，論文導師是大衛•唐納德（David Donald, 1920-2009）教授，他是一個美國南北戰爭歷史，特別是關於林肯的歷史的權威，後來從哥倫比亞轉到哈佛。此後每年他的博士學生都到哈佛聚會一次，和他吃一頓飯，我是他唯一的中國博士生。
我找唐納德做導師也有一段故事。我選了一個唐納德開的美國史討論小組（seminar），形式是由小組的學生，每人自選一個題目參加討論，我選的題目是「Equal Right Movement（平權運動）」。唐納德見我是個亞洲人，就問：「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我說：「我是中國人。」
「你對美國歷史和平權運動有什麼了解？」
「《紐約時報》我是每天看的。」
「這樣不成，明天到我的辦公室來。」
第二天我去看唐納德，他交給我二、三十本書，又指出其中的一本說，要看完其他的書才可以看。我拿了這些書出來，遇到歷史系的一位教授，這人對外國學生有很大的偏見。他一看我的一堆書，就勸我轉校，還說我在哥倫比亞絕對拿不到博士，把我氣死啦。我即時就下了決心，一定要在哥大拿個博士給他看。
唐納德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討論小組十來個學生到後來只餘下我和另一人。我很用功把這二、三十本書讀個通透，引起了我對美國史的興趣，就找唐納德做我的博士導師。我本來要用平權運動做博士論文的題目，唐納德卻認為我是中國人，研究中、美關係更為重要和合適。他自己雖是研究林肯的權威，但對美國內戰時期的中、美關係一無所知，就要我做這個題目，我欣然接受。在討論小組關於平權運動的研究結果，我後來也寫了幾篇論文發表。
我在哥大讀書的年代，要取得歷史系博士候選人（Doctoral Candidate）的資格，必須通過以下的程序：
（一）要選讀一門編號為二○一的課程，並通過這課程的筆試。
（二）要通過一道preliminary oral（資格口試），一道subject oral（專科口試）。
（三）要通過由教務處安排的，測驗兩種外語閱讀能力的考試。
三個程序都過關，才算是正式的博士候選人。不過關的程序，允許補考一次。
課程二○一是「史學方法和歷史哲學」，由多位教授講課，內容既深且廣，考試不易通過，在哥大讀歷史博士的人視之為鬼門關。資格口試是考對歷史，特別是你要研究的歷史的一般知識。專科口試，因為我研究的是美國史，考美國史的書目（bibliography），從殖民時期、歐洲背景、美國本國史和印第安人的歷史都包括在內。這個口試不易，不少人第一次都過不了關。我在唐納德的討論小組讀了美國史的書不下數十本，因此這一關也順利通過了。
博士學位要求候選人有兩門認可外語的閱讀能力，那時中文和日文都不是認可的外語，俄文、法文卻是認可的。我的堂叔唐盛鎬，來美前曾在俄國居住，所以通曉俄文，我受了他的影響，在哥大選了約有二十多學分的俄文課程。我報名參加教務處主持的俄文閱讀能力考試，考的是將一本俄文歷史書的一些章節，翻譯成英文。到了試場，參加考試的只有我一人，主考是個老頭子。一小時後交卷，老頭子說，翻譯得還可以，只是他給我的幾頁，沒有全翻譯完，要我再考。我回到歷史系，把考試的結果告訴系裡的秘書。她拿出我的檔案翻看，說：「Tong（唐），你已修讀了有二十學分的俄文，依例可以免考。」早知如此，我就不去受那老頭的氣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紐約有一個「俄國協進會（Russia Institute）」，我為了練習俄文，常常隨唐盛鎬到那裡參加他們的活動，因此認識了一位從俄國來的老先生。交談之下，才知道有眼不識泰山，原來他是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帝俄的領袖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1881-1970），曾任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的總理，因為實行資本主義政策，遭到列寧、托洛茨基的反對。同年十月，列寧領導的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專政。他老先生逃離蘇聯，仍為俄國的特務追殺，最後逃到美國，有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保護，才算鬆了一口氣。克倫斯基常來參加俄國協進會的活動，活動完畢後和他女兒搭我的順風車回家，因此我和他很熟。後來他請我到紐約有名的Russian Tea Room （俄國茶館）喝下午茶，那是紐約娛樂和文藝界名人出入的地方，貴得要命，我極力推辭。他說，不要緊，老闆是他的老朋友。
我選了法文為另一外語。那年暑假，我到離紐約市不遠的渡假區Pocono打工，要住在山裡。我就帶了一本法文的歷史書和它的英譯本，對照著學習把法文翻譯成英文，一個暑假下來，竟然把整本書譯了一次。九月一開學我就去考法文，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要我翻譯的法文書，想不到就是我帶到山裡去的那本。
筆試、口試、外語的要求都滿足了，我就成了正式的博士候選人，可以開始寫論文了。我和唐納德商討，題目定為「U.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一八四四∼一八六○）。論文寫完以後，還有一個defense oral（口試答辯），在由多位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前為論文辯護。口試有三個可能的結果：
（一）小修通過（pass with minor revision）。論文算是通過了，只要由論文導師監督，小事修改就成了。
（二）大修通過（pass with major revision）。這是極麻煩的「通過」，論文要由導師監督大事修改，「大修」後還要回校再來一次口試答辯。
（三）不通過。沒有補考，博士美夢，頓成泡影。
當時哥倫比亞的歷史系，是研究美國史的重鎮，出名的教授就有十多人。因為我的論文寫的是美國史，要旁聽我口試答辯的人頗多，口試在一個禮堂舉行，研究美國史的教授和學生差不多都來了。結果我一試通過，而我最引以為傲的，是論文不改一字。我的導師唐納德在考試後請我吃飯，座中還有別的教授，有人問起我的論文要不要修改，唐納德滿懷得意地說：「我的學生，沒有什麼問題！」不是我唐德剛自吹自擂，我是有論文的原版為證的。因為口試答辯後，論文一般都要小修，那時沒有電腦打字，論文打字後修改，每頁的頁數號碼就要出問題。所以哥大有規定，未被接受的論文，頁數號碼打在每頁的左邊；被接受的論文，頁數號碼打在頁的右邊。裝釘論文，正好把左邊的頁數號碼蓋著，這樣就減去修改論文要全篇重打的問題。我的論文原版，如果拆開來看，每頁左右的頁數號碼是完全一樣的。
哥大每年都由各系選擇博士論文若干篇，交付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我的博士論文也被系裡選上。因為我的論文是和中國有關，最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是否要出版，決定權卻在韋慕庭（C. Martin Wilbur, 1907-1997）的手裡，他是哥大「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的頭頭。不知什麼原因，他竟然把我的論文從出版的名單上畫掉。我一氣之下，把論文寄到別的大學出版社，有一份寄給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創始人）。費回信給我說，哈佛出版社（Harvard Press）要出版我的論文。乖乖，Harvard Press 要出書，那還得了。但有一些章節要修改，他以為十九世紀美國、英國在中國的行為不是帝國主義的行為。我不願意這樣修改，他還打電話來要我「慎重考慮，Harvard Press」。最後，我的博士論文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出版成書，一般出版博士論文，自己要付若干印刷費，我卻收到一筆這本書的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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