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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生活
我在哥大註冊入學，第一學期選了三門課：西洋通史、史學方法和歷史哲學（史學二○一，必修課）、英語；要交學費約美金兩百多元。我付了學費和房租後只餘下十多塊錢，怎麼辦？抗戰時期我初到重慶，是流亡學生，腳踏草鞋，身穿單衣短褲，口袋沒有幾塊錢，還是能夠念完大學。正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問題我有自信總是可以解決的。
教西洋通史的教授是當時很有名的歷史學家卡爾頓•海斯（Carlton Hayes），是我叔叔唐盛鎬崇拜的對象，我叔叔說，海斯往講台一站，連天色都變啦！我在中央大學讀西洋現代史用的課本就是他寫的，我還帶了我的重慶翻版來美國。我在安徽學院教西洋通史，講義也是根據海斯的書寫的，所以對他的東西相當熟識。我去找海斯，他給了我一份改本科學生卷子的差事，每次改卷子可以拿美金一塊半。這樣生活的問題就解決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情況急轉直下，國民黨退守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的交通幾乎完全中斷，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失去與家人的聯繫和接濟。大家都非常惶恐，有人還痛哭流涕。這時哥大當局作了一個決定，在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可以暫時不交學費，繼續上課。當然我還要解決居住和吃飯的問題，只好先向馬大任借點錢救急，他是從董顯光 的新聞學院保送來的公費生，來時拿了美金三千五，和我們相比，簡直是富翁了。在這段時間裡，我最窮困的時候每天只能吃三個hot dogs（熱狗，即麵包夾香腸，美國最廉價的食物）。我的叔叔唐盛鎬要給我五十塊錢，我沒有接受。我對他說，如果能每月給我同樣的數目，我是會要的；不然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這些錢用完後又怎樣？
這時候不少人偷偷的去打工，可是移民局也捉得很嚴，令人提心吊膽。有一天我和同學馬啟佩、曾憲昌到時代廣場（Times Square，紐約市最繁盛的地區）去碰運氣，那裡有一家叫Horn & Hardart's Automat的飯館，是把硬幣放到機器裡就能拿食物的自助店，這店當年很流行，紐約到處都是。我們看見在店的大玻璃窗貼了張Workers Needed（招人告示），就到裡面找經理詢問。這店也許那天特別需要人手，沒有查看我們的ID就要我們立刻上班，每人領到一件白制服。還包伙食，那天我們就老實不客氣，在店裡大吃一頓。
工作半天後他們要我們填表，表上有一項是Social Security Number（社會保險號碼） ，我們那時連什麼是社會保險號碼也不知道，問經理是不是護照的號碼，他說不是，也說不清到底是什麼號碼，因此這份工作就幹不下去了。後來問了幾位廣東來的學生，才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保險號碼。那時在一二五街有一個政府的辦事處，可以拿社會保險號碼，我就去那裡要。當值的職員問我的姓名，我說Thomas。他沒有要求檢查證件，就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號碼交給我，這個號碼我沒用過。我現在的社會保險號碼，是後來正式拿到的。
這時沒有錢又沒有工作，我和馬啟佩、曾憲昌三人就去紐約中國領事館想辦法。紐約的領事叫張平群，我告訴他說我們要回國，不夠錢買船票。他說這是大使館的事，與他們無關，叫我們到華盛頓去找大使顧維鈞。我們三人去見了顧大使，每人拿了美金三百塊。曾憲昌不久真的回了中國。有趣的是，後來我做顧的口述歷史，談到一九四九年時，他說那時有三個學生從紐約來向他要錢，問我有沒有聽說過，和這三人有沒有往來。我說我聽說過。他問，他們叫什麼名字？我說都不記得啦。
一九四九年底，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有幾百人，流離失所的大有人在，中、美兩國的政府都在想辦法幫忙。其時美國在中國的各個基督教派，剛從大陸退回美國，這些基督教徒在紐約成立了一個「中國學生援助會（Chinese Students Relief Committee）」，協助中國學生。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收到在「華美協進社（The China Institute）」工作的艾國炎先生的電話。他說美國教會的中國學生服務中心可以幫助一些中國學生，問我要不要參加。我說當然要，後來知道一起接受幫助的共有三十人。我被送到紐約市北面的Westchester County，住在何柏林先生、夫人（Mr. & Mrs. George Hobblin）家裡，不單食宿免費，每月還有到紐約市上學的火車票和三十塊零用錢。這樣就過了半年，直到暑假開始。
這個暑假，美國政府特許中國留學生工作，發給社會保險號碼。我在紐約市附近郊區一家美國人的餐館，找到一份busboy（收拾盤碗）的差事。在那裡認識一個當二廚的廣東人，和他同住一個房間。他人很聰明，我受他很大的影響。他的工資是我的十倍，蠻神氣的。我問他怎樣找到這份二廚，他說他跑到一家薦人館，在櫃檯內的人大叫「Second Cook」，他也不知道Second Cook是什麼，站起來說Yes，就得到了這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要他做的就是煎早餐的荷包蛋。他學會怎樣一個手打兩、三個蛋到鐵板燒上。在這家飯館，頭廚只做中飯或晚飯，早上根本不來，所以早餐是二廚的天下。侍應生們排著隊等煎蛋，這廣東老鄉的手腳很快，一手打蛋，一手鏟起雞蛋到碟上，真是蛋如輪轉。有時不小心把蛋黃弄破了，他把破蛋挑到另一個盤上，那就是我的早餐或午餐了。
暑假後重返哥大繼續讀書，哥大也安排在校的中國學生工作，我得到的是一份定期的、清潔窗門和掃地的工作，每小時九毛錢。每天工作五小時，就可拿四塊半。因為可以暫時拖欠學費，生活過得還是可以的。這時我只有二十多歲，沒有什麼負擔，倒也活得自由自在，週末就拉了堂叔唐盛鎬到哥大附近的舞會跳舞。他動作不靈活，就以為我跳得好，常常說：「德剛，你跳得蠻professional（職業性）的。」現在回想這一時期的生活，真的不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的對華策略，還是舉棋不定，對中國留學生的處理，辦法是盡量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但要他們承諾，學成後馬上回中國服務。美國的如意算盤是，這一批回中國的留美學生，早晚會影響中國對美的政策。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一九五○年十月，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加入韓戰，美國政府不再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改變了許多中國留學生的命運。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國會劃了大筆款項，援助蔣介石政權。蔣退守台灣後，餘下的援蔣款項就被凍結起來。美國政府既然不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正好用一部分凍結的款項，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政府通過一條法律，允許中國的留學生繼續攻讀碩士、博士，並成立獎學基金，讓他們申請。
我在哥大看到一張布告，說中國留學生可以到所屬系裡，申請美國政府的獎學金，我就填表申請。申請要幾封介紹信，我去找了一位教授，他問我有什麼打算，我說要念博士。他問為什麼要念博士，是要在大學當教授嗎？我說，那也有這樣的可能的。他顯出頗為不高興的樣子。不久，我知道沒拿到獎學金，就到系裡查問。系主任告訴我，原因並不是我的成績不好，而是有一位替我寫介紹信的教授，在信裡說：「I am very reluctant to write this letter for Mr. Tong.（我極不願意為唐先生寫這封信。）」我猜一定是我剛才提到的那位教授。為了解決生活，只好不讀書，在哥大的圖書館找了一份全職的、整理圖書的工作。
有一天，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到圖書館我的部門來，找一張medieval（中古）時代歐洲學士的證書，沒有人知道放在那裡。我的同事說：「我們這裡有一個China boy，他什麼東西都能找到。」
教授說：「他在那裡？」
「他要半小時後才回來。」同事說。教授就坐下來看書等待。
我回到圖書館，同事說有一位教授在等我。我上前看，原來是新上任的歷史系主任奧斯丁•埃文斯（Austin P. Evans, 1883-1962）教授，就和他打招呼。他說：「So Tong, you must be the China boy I am waiting for.」（啊！唐，你一定是我在等待的中國青年。）
埃文斯告訴我他要的東西，我就把那中古時代的證書找出來給他。埃文斯知道我在這裡工作，就問：「為什麼不申請政府的獎學金？」
我說：「給拒絕啦。」
「What？」他一臉不相信的神色說：「你隨我到系裡去。」
「我現在正在上班。」
「不要緊，待會我給你的主管打電話。」
我就跟他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問：「現在給中國學生的獎學金很多，你怎會被拒絕？實在的情況是怎麼回事？」
「有一位教授給我寫了一封很糟的介紹信。」
「啊！原來這樣。這事我聽說過，卻不知道給拒絕的人是你。」
他拿了一份新的申請表，叫我就在那裡填寫。我把表格填好後交給他，他說：「我再和你聯絡。」
我回到圖書館，我的主管問埃文斯找我幹嗎？我說他找我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書籍。那時系主任的權力很大，主管雖然不高興，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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