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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林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他是安徽合肥人，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出生。一九四八年參加青年軍到台灣。一九五○年三月十一日海軍士兵學校畢業，分發到海軍服役。一九五二年「因忠貞程度見疑」，遭到逮捕關押。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因罪嫌不足獲釋」，重回海軍。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以「意圖顛覆政府」罪嫌再次被捕，經軍法審訊後判刑十年，先後關押在鳳山、台北、泰源、綠島等地。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獲釋出獄。一九八七年輾轉到達美國。此後除經商外，積極參加紐約當地的要求平反冤獄和賠償活動，曾任旅美老兵自強會會長。二○○九年三月二日在美國加州去世。。
我們從二○○五年到二○○七年先後對張家林作了二十八次口述歷史訪問，詳細了解他在軍中和監獄的情況，以及在出獄之後掙扎謀生、結婚成家、出國奮鬥的經過。這是一個在白色恐怖下僥倖存活的故事，一個平凡的普通人的不平凡歷史。本書刊出的是訪問稿的前四章，其餘部分將在以後另行出版。
我清楚記得，是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沒有任何徵兆，一部吉普車把我從防潛網船「請」到鳳山招待所。這個地方過去是日本的南進指揮所，是一個人造的山洞。而就在這天，我的朋友王士傑來防潛信號台找過我。他到達時我已被抓，他覺得情勢不妙，二話沒說轉身就回去。這個人很重情義，後來我關在台北的時候，他寄錢接濟我。
我們的車子開到鳳山招待所，看到一片甘蔗田，我心裡也比較放鬆，因為沒把我送去左營那裡軍法處的三樓，據說那是殺人的地方。這個招待所當時叫明德訓練所，事實上是個特務機構，專門關人。我正這麼想著時，他們用一個布袋把我的頭套了起來，把我帶了進去。
我們走進去，經過一個大廳，左轉有四個房間。我被關進一個牢房，很簡陋，裡面空空的，沒什麼東西。牢房裡的燈昏暗不明，大約五支光。有一個小窗子，寬三十公分，長六十公分。牢門上有一個小洞。我在測天島坐牢，是和許多人關在一起。這次，牢房裡，除了發給我的一條毯子，就我一個人。我感到毛骨悚然。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被帶到大廳裡面一個比乒乓球桌還大的桌子前面，有一座屏風擋住。審問我的人──後來聽說是海軍官校畢業的──叫我老鄉，用拳頭捶了一下我的胸部。我聽他叫老鄉，以為會得到優待。他說：「來，我帶你去看看一位你的好朋友。」
我看到的，確實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馬名揚，他們正在對他用刑。他躺在地上，嘴裡塞了毛巾，施刑的人把水往毛巾上倒，灌得他肚子大起來，就踩他的肚子。一踩下去，水就從他耳朵、鼻子、嘴裡冒出來，我看得汗毛直豎，全身發冷。審問者陰森森地問我：「你是願意灌水，願意坐牢，還是乖乖招供？」
審問者帶我離開大廳，到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個簡陋的小桌子，一隻木頭老虎凳。我在牢裡已經聽難友說過，知道老虎凳是什麼樣子。這是一隻他們自己做的老虎凳，因為那時發生孫立人的案子，鳳山招待所關滿了人，老虎凳不夠用，他們就自己製造。他叫我坐到老虎凳上，人斜靠在牆上，捆得緊緊的，然後叫人用一個裝軍糧的五十公斤麻袋，綁緊我的腿，再用繩子勒在麻袋外面。一切就緒，開始對我問話。「你不是要駕船逃走嗎？」
每次問我話時，就把一根木棍插到腳後跟和小腿的地方，用木棍把我的小腿抬起來，腿的韌帶被拉緊，痛徹心肺，汗流浹背，施刑的人告訴我說，每一顆汗都像黃豆那麼大。我的右腿韌帶錯位，到現在留下殘疾。我照實說了我們發牢騷的話，他們認為不夠，繼續用木棍抬我的小腿。而且他們嘴裡不乾不淨地損我、侮辱我，說：「你不是英雄好漢嗎？」
這樣連續三天，我連家裡祖宗三代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毫無一點保留。事實上也無法保留，因為他們非常有經驗。要講酷刑，我看世界上中國人肯定排第一。但是，他們認為交代得不夠，繼續用刑。
人從老虎凳上放下來時動彈不得，下身完全癱瘓，失去知覺。大概有七、八個月，不能移動，他們把我拖回牢房。稍微能動了，他們就叫我到大廳去寫自白書。我那時只知道馬名揚被關，並不知道還有哪些別人。
除了坐很多次老虎凳，我還被灌過一次水。大概是一天沒有吃飯之後，餓得要命，我說太餓了，你們不能不給人飯吃。他們就給我一大碗油炒飯，米很硬，又鹹。吃完後口渴得不得了。他們就對我灌水，一直灌到肚子大起來，吐也吐不出來。他們不准我去廁所，尿就尿在褲子裡。他們對我還算客氣，沒有用腳踩我的肚子。但我以後從此就有了胃病。
這裡我要說明一下，馬名揚涉及此案的原因。當我在「防潛網」服役的時候，我曾參加海軍官校入學的考試。考試那天中午休息時間，因為就近，我去馬名揚服役的船「芷江艇」吃午飯。上他們的船要登記寫下姓名。就因為這樣，他也被牽連進這個案子。其實他對一切一點也不知情，真是太冤枉。他後來因受灌水的酷刑，命在旦夕，急忙送去台北。送去時臉都變成紫色，他就這樣死在台北。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是：尿毒致死。許多年後，一九九七年，我在紐約為他辦了追悼會，悼詞中說：「君被灌水嗆死去，常存疑惑能問誰？」
在鳳山招待所關了幾個月後，我被送去台北。我不能行動，是被人用擔架抬上火車。在高雄火車站等車的時候，我感到很困惑，印象中高雄火車站很大很漂亮，怎麼變得很小了，而且到處浮著太陽照射出來的昏黃色。我想：是不是我的眼睛壞掉了？上了火車後，我發現在車廂另一頭是馬名揚、陳萍和田紹興。看到馬名揚，我心裡難受的不得了。怎麼把他給牽連進來呢？我心裡慚愧，只恨上天無眼。
押送的人對我說：「到台北談一談，就復補了，你願意去哪一個單位都可以，第三軍區、第四軍區隨你選。」第三軍區在左營，第四軍區要去澎湖、金門、馬祖。我領教過一次「復補」，不再上當受騙了。
到了台北，我在擔架上被抬進保安司令部，就是日治時代的東本願寺，在西寧南路上，國際戲院後面。這是調查單位，把鳳山的審問過程再來一遍。我一進去，只見大廳放了許多桌子，原來的菩薩都被搬走了。大廳中人很多，那時正在辦孫立人的案子，涉及這個大案子的人大多在這裡。
有一天洗澡時我看到了田紹興，於是知道他們也關在這裡。我們同案一共四個人，陳萍、田紹興、馬名揚和我。罪名就是計劃駕船去大陸。後來保安司令部給我看過羈押書，又多了一個單亦誠。因為我曾經去台北看望過他，就把他牽連進來。單亦誠是有背景的人，早已經離開部隊，當時是平民身分。他好像沒有被判刑。馬名揚是被刑求致死。其餘三個人都被判刑十年。
我關進這裡後，主要做的事就是寫自白書，從出生寫到所謂的劫持「防四艇」事件。就這樣天天寫，寫了又寫，少說也寫了上百次。雖然先到這裡的人，忠告我，凡是知道的事都寫出來，我也照他們忠告做，可是我還是被逼著一寫再寫，沒完沒了地寫。他們沒有對我用刑，只是用話侮辱你。
大約過了一個多禮拜，寫完自白書，就開始問話。他們怎麼樣也不相信我不認識共產黨。在這裡的審問比較正規。有時客氣，有時又很凶，而且也用刑。我記得很清楚，在那裡受過肢刑。就是把兩隻鉛筆插在手指中間，手被銬在身後。前面的人問話很客氣，後面的人突然用力捏我的手。真是痛徹心肺，全身震動，一身冷汗。
在這裡關了約半年，問過我幾次話，讓我看過逮捕令，才知道是當時的警備司令部副總司令彭孟緝下命令抓的人。翌年我被轉移到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即現在的「來來飯店」。
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
大約在一九五七年，我從西寧南路的保安司令部轉到了青島東路三號。來帶我的人穿便衣，我們所乘的也是普通汽車，一路駛來毫不引人注意。坐在車子裡的我，心裡也沒有不安。因為關在西寧南路的日子，主要就是寫自白書，而且管理我們的人還說不是他們要抓我，是彭孟緝下的命令，把印著彭孟緝三個藍色大字的逮捕令給我看。他們這麼做，這麼說，減輕了我心裡的恐懼，生出樂觀的幻想：也許不久就可以復補了。
路程很短，車子開了不到十分鐘就到了目的地。我一看形勢就感到不對頭了。這裡的圍牆很高，圍牆上還有至少一公尺高的鐵絲網，衛兵都是荷槍實彈的。車子進入大門走了大約五十公尺，又看到一道圍牆，圍牆前面一棟房子，房子後面一道鐵門，圍牆上面還裝了鐵絲網。這就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圍牆裡面的房子，分成好幾區，我被分在第一區。第一區像個大倉庫，中間一個寬走道，走道兩邊隔成許多小間，用粗木條隔開。我被分在第五房。房裡光線黯淡，門很矮很小，我一鑽進去，首先看到的便是馬桶。房裡有七、八個人，擠在一堆，躺下來則必需腳對腳地一個緊挨著一個。我的心直往下沉，我想：這輩子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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